我新任驻日大使王毅-临危受命任重道远

王毅　供图/photo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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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选拔王毅这样的重量级副部长出任驻日大使，反映了中国政府重视对日政策。

　　--日本共同社

　　中日关系的某些死结绝非一两个人可以解开，但无论中日积怨有多深，作为亚洲乃至全球的重要国家，中日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依然是双方的主流意见，这正是王毅可以有所作为的基础。

　　--新加坡《联合早报》

　　提名理由：

　　朝核问题和中日关系，2004年中国外交上的两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都有王毅的身影：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王毅主持的“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稳定东北亚局势起到重要作用；在中日关系处于僵局的情况下，他又临危受命出任中国驻日大使，并展现出“个性外交”的风采。

　　12月中旬，令人愤慨的消息再次从东京传来，日本政府决定给李登辉发放旅游签证。

　　于是，我们又重新在新闻中看到新任驻日大使王毅和日本政府交涉抗议。12月16日，王毅约见日本外务次官：“日方如一味制造难题，挑起事端，必将自食其果。”他这次的表态分外严厉，一些日本媒体用了“语带威胁”来形容。

　　对于那些对中日友好持不懈热情的人们而言，出现这样的事情总是令人沮丧的。几个月来，中日两国的社会舆论都一致看好王毅，人们的美好愿望是，王毅大使风度翩翩的身影出现在和日本朝野的愉快交往中，而非交涉中。

　　这样的沮丧也并非首次。9月份刚上任，日本政府准备给李登辉签证的传闻出现时，王毅就做好了被召回国的准备。而10月18日，王毅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靖国神社问题已超出日本内政的范围，是一个涉及是非曲直和国际正义的严肃的外交问题。”话音未落，同一天，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议会答辩中说，“作为日本人，对战殁者致以应有的敬意，表示诚恳的感谢，决不是什么坏事。”而第二天，更有79名日本议员专程参拜了这个供奉着甲级战犯亡灵的地方。

　　在“政冷经热”、高层互访几乎中断的复杂形势下，这就是中日关系的现实，王毅大使必须用他的双手去触摸和改变的坚硬现实。

　　回到9月30日，中国大使馆在东京纪尾町一家饭店举行庆祝建国55周年晚宴。那一晚宾客如云，处处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在美酒与欢笑中穿梭的王毅大使，对自己面临的困难仍有清醒的估计。

　　王毅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不管是中方还是日方，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对您在改善中日关系上发挥作用充满期待，您感到过压力吗？”

　　“我有压力，”周旋于宾客中的王毅说话时嗓子都沙哑了，“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改善中日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主动求解”的努力

　　2004年9月10日，新任驻日大使王毅在大批日本记者的包围中出现在东京成田机场。

　　在王毅上任的第二天，《朝日新闻》配发了王毅的大幅照片，其介绍甚至谈到了这位新任大使曾经在东北农村锻炼劳动时的艰苦生活。

　　上任伊始，灵活务实但又决不妥协的王毅，走马灯式地穿梭于日本政要和社会各界，用颇具个人风格的言谈和微笑获取各方好感。

　　9月26日，王毅应邀出席了日本对华友好的七团体的欢迎宴会，他试图从亚洲大家庭的立场上来凝聚中日关系———他呼吁“中日两国要为亚洲文明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并使重振亚洲成为中日新的共同战略利益”。

　　9月30日，王毅邀请了包括日本外相、内阁官房长官在内的18名内阁大臣中的9名大臣，5位前任日本首相，以及200多名参众两院议员。在中日关系出现历史性倒退关头举办如此规模和如此成功的外交盛会，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10月18日下午，东京内幸町的日本记者俱乐部门庭若市，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的王毅用流利的日语努力拉近他与200多名日本记者的距离：“在我2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中，两次驻外工作的国家都是日本。”

　　在日本有个规矩，新入住者往往向左邻右舍打招呼，说些“请多加关照”之类的客气话。11月初，王毅给使馆周围的邻居们发出了举行恳亲会的请帖。11月5日晚上，邻居们三五成群、扶老携幼，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串门”。许多人细心打扮，穿上自己最昂贵的和服。恳亲会在使馆的小礼堂举行，并不算小的场地里挤了300多人，最后不得不在平时从不对外开放的草坪也摆上了桌子。邻居们一边享用厨师们精心制作的饺子、包子、麻团等中国点心，以及中国特色的菜肴，一边欣赏中国文化中心的演员们表演的顶碗、川剧变脸、马头琴等中华曲艺。———“远亲不如近邻。”轻松的话语里包含着王毅的良苦用心。

　　不久前，王毅到札幌市访问时，游说上田文雄市长“仿效横滨，建条中华街”。“在中国，滑雪和寿司也很受欢迎，”他说，“今后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去札幌的。”

　　王毅谦和、有节制的“中国式”的笑容出现在东京的各个场合——对于日本人而言，“有节制”是中国人典型的美德。日本朝野都对这副中国面孔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王毅急速的行动说明他急于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日本外务省官员评论说。

　　这句话显然有这样的言外之意：中日政治关系停滞的责任在于中国，而王毅则被视作中国伸向日本的橄榄枝。这种一厢情愿的心理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日关系的吊诡之处。中日现实政治的争执和历史恩怨的纠缠，加上相互间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以及种种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外交“明星”的升起

　　对于公众而言，对王毅的熟识源于自去年至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但对于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来说，王毅在外交部早就十分闻名。

　　王毅出身与外交并无渊源，自1982年从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进外交部亚洲司任科员开始，王毅成了外交部里升得最快的干部。19年的时间，他超越了许多先于他进外交部的65、66届毕业生，成为外交部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副部长。

　　外界一度有传说王毅是某位高层领导的女婿。事实上，他的岳父钱嘉东曾是前总理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国驻日内瓦大使，最多只是副部级干部。王毅被重用，显然还是靠他的勤奋和智慧。

　　朝核问题由来已久。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根据卫星照片怀疑朝鲜有研制核武器的设施，扬言要对其进行检查，朝鲜则反称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朝鲜安全。朝鲜半岛的核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东亚政治形势和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

　　2003年8月，在中国的努力斡旋下，中、朝、美、日、韩、俄六方会谈终于在北京举行，有着一张“英俊面孔”，看起来不太像正统政府官员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

　　在三轮六方会谈中，王毅作为东道国的代表团团长，其长期积累下来的对亚洲问题的掌控能力，在这个时候得以充分体现，尤其是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三度导演了六方代表集体握手的历史性画面，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前台风光的背后，是许多事无巨细、反反复复的工作，王毅以他的机敏和韧性，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危局。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第三轮会谈开始不久就遇到几乎“崩盘”的难题，美方几乎买好了机票要退出，以王毅为代表的中方，通过艰难的协商和说服，终于使美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会谈中，王毅一直显得精神，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以带病之躯出席会议。5月份，王毅还躺在医院里，接受了一次摘除良性肿瘤的手术，随后还住院休养了约一个月。

　　朝核六方会谈下来，王毅已经拥有明星般的知名度。日本《新华侨报》发表评论说，王毅作为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领军人物，是中国外交战线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新派”外交家

　　在外交部不少年轻人眼中，王毅和其他领导一样，有些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让人难以琢磨他的内心——这符合一般人对中国官员的认知。但是了解王毅的人，都说他“非常聪明，头脑清醒，条理分明”。

　　这样的性格也许不全缘自官场习气浸润，而与王毅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是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时年龄已经有25岁，在同学中算是年龄较大的，因而一进校就担任班长。王毅的同学王小平回忆，当时王毅已经“非常成熟”，相貌端正，举止稳重，考虑问题深思熟虑，风格自是与众不同。

　　事实上，王毅更多的个性隐藏在随和但谨慎的外表下，其显露需要环境和时机。

　　当有关王毅的消息从东京传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具亲和力、更愿意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性格和情感的人，与此前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风格似有不同。

　　9月28日是中秋佳节，他选择与留日学子一起度过。晚会其乐融融的气氛中，他针对学生们的希望拍胸脯表示：“大使馆今后的工作方针就是多办实事、大办好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

　　就工作来说，与老派外交人士相比，王毅被称作“新派外交官”。即使是在主持六方会谈前，外交部老干部们对他就已经有这样的印象：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善于吸收借鉴学界的新理论、新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并善于与媒体沟通。

　　这次出使日本前，王毅在外交部召集了许多研究不同领域的日本问题专家，诚恳地请他们介绍他们对日本内政、中日关系等问题的具体意见。他发言表示，要在临走前“带上满满的智慧”，去突破横亘在中日之间的种种困难。

　　“新派外交官”王毅出使，彰显中央的深厚期望——在历史和现实的泥沼里原地踏步甚至步步倒退的中日关系，的确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梳理的时候。作为国际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动出击，寻求中日邦交危局的解困之道，自是大国外交中的应有之义。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缓和相互对立的民族情绪，驾驭和改善持续倒退的中日关系，要的不是一般的经验和能力，是新思路、新策略，是纵横捭阖的大智慧、大谋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毅描述自己的心境：“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宋伟对此文亦有贡献，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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