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2005年我国的发展走势与基本脉络

境外银行正在不断加快进入大陆市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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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历史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发生改变，但当岁月的车轮匆匆地碾过2005年的门槛时，我们还是习惯性地以为，一切又有了新的开始。

　　有开始，就会有希冀和憧憬。携着这样的希冀与憧憬，我们又开始试图勾勒与描绘新的一年中国发展的路向和前景。

　　解析2005年并非易事，因为转型期的中国充满了变数。与往年一样，在新的一年开始之初，《新民周刊》驻北京记者照例对几位目前在我国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专家进行了专访，就2005年这些专家对自己研究领域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与他们进行了磋商与探讨。由于专家对于未来形势的看法代表了社会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立场，对于我们完整正确地把握未来形势的一些重要趋势、问题和前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从他们的回答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中国在2005年的发展走势与基本脉络。

　　经济学家：

　　减少农民支出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问题还是农民增收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难点问题还是农民增收问题。较之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目前的城乡差别、收入差别比很多周边国家要大得多。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即政府必须要注意城乡之间的平衡了。如果说10年或15年前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多的资金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反哺农业的时候了。

　　2004年，中央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增加农民收入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应该说这一年是过去七八年里农民收入增长最快、农村形势最好的一年，这与中央行之有效的支农政策有关。但这个势头在2005年能不能保持下去，现在看还很难说。主要原因是2004年促使农民收入增加的几大因素，如粮食提价、土地直接补助的效果等在2005年都会有些减少。以粮食提价为例，2005年粮价不仅没有继续提高的迹象，而且还有可能出现回落。受世界粮食市场的制约，粮价即使上涨也不会太高。从另一个角度说，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粮食增产来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很有可能会带来谷贱伤农这样的市场风险。

　　所以，我觉得在2005年和今后的一两年里，增加农民收入应该从减少农民支出这个角度入手。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民有哪些额外的支出，如果能够把这笔额外的开支减少一部分就等于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负担比较重，现在是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了。世界上有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如柬埔寨、尼泊尔、孟加拉等国，它们的人均GDP连我们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但都能做到免费义务教育，中国现在的财力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计算，如果我们能够分两年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话，那么农民每年可以减少开支约100亿-4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农民增收了0.5%-2%。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此外，基本卫生支出对农民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负担，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就可以减少农民的一部分支出。

　　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础卫生的投资，不仅能增加农民的收益，而且对提高农民的素质和今后发展的潜力大有裨益，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财政首先要考虑投资教育和卫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投资基础教育和基础卫生是政府的首要责任之一，而通过提高粮价、提高补贴等措施来帮助农民增收，都可能有干预市场的负面影响。

　　金融体制改革是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另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到2006年底，中国入世的过渡期已到，到那时外国银行可以享受国民待遇，这会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2005和2006年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怎样抓紧这两年的时间加快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从而使中国银行业在外国银行大举进军中国之前能够更健康一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加快银行改革得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对现有国有银行的改革譬如使之更加商业化、企业化等等，另一方面应该加快民营银行的进入，起码是赶紧开始新建民营银行的试点。后一条我个人觉得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现在的注意力还放在改革现有的国有银行上，对于新的民营银行的组建和发展目前在政策上还有很多限制。从过去20多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时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国企改革上而不是注意同时培养民营企业的发展，那么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从80年代初到今天，国有企业一直在改，但始终难以走出一条真正的道路来。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能保证国有银行在这两三年内就一定能改好呢？

　　当然，民营银行的进入一定要循序渐进。未来两三年里更多的是要做一些试点，看看民营银行在中国这块土壤里到底能不能发展起来，它的问题是什么，由于银行的试点和其他方面的试点不一样，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出效果，所以早试点比晚试点好。

　　社会学家：通过建立社会公正机制解决“三无”问题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国目前遇到的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三无”问题，即无业、无地和无房。具体来说，“三无”是指因产业转型、国有企业改造和教育结构不合理等因素造成的失业，各地方政府为了上各种各样的项目或工程大规模征地从而导致农民失去土地以及城市居民因旧城改造或公共工程等原因而失去住房。

　　之所以说“三无”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因为导致“三无”问题的原因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问题仍会持续存在并会派生出很多其他的问题。

　　我们知道，当人们在社会中有不满情绪时通常会有两种行动，一种是个人行动，一种是集体行动。西方社会的集体行动比中国的要多，因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NGO和其他组织，在中国，因为没有这样的组织所以一般来讲很少会出现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但“三无”问题很可能使中国即使在没有这些组织的情况下，照样会发生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因为“三无”牵涉的人口是那么多，而且这些被牵涉的人不需要任何人对他讲，不需要任何人动员他，他就会立刻切实地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所以，这种集体行动是基于生存本能的集体行动，中国这些年来不少地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基本上都是和“三无”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在海外，能够把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卷入的集体行动，一定是和互联网有关系。但在中国不一定是这样，像一个偏远的地方为了修水库而导致农民失地，那样的地方可能连一台电脑都难找到，它靠什么来动员农民？它靠的就是生存的基本常识。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解决“三无”问题要从制度性的角度入手。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社会公正的机制。中国要想长时间可持续地发展、要想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最根本的是要建立起社会公正的机制来。建立社会公正机制牵涉到很多方面，当一个个人或很小地方的很少人群遇到不公正的时候，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常规的、每天都开通的渠道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有一种常规的、每天都开通的渠道让这些小的不满、小的抱怨、小的不公正都能得到释放或缓解，这些不满就不会转化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中国目前还缺少这种多样化、多层次的扭转社会不公正的渠道，所以这些小的不满往往只能通过两种渠道释放，一种是上访，一种是大规模的集体骚乱。在建立社会公正机制这个问题上，中国有必要走出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譬如上访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东西，如果上访是那么有效的机制，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

　　建立社会公正机制有很多办法，如法庭、媒体，更重要的是基层民主，现在中国的基层民主已经有了宪法结构，也有了现存的组织，但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一旦它们发挥作用，这些小的不满和不公正就能得到很大的缓解。

　　如果我们能够早一天认识到建立社会公正机制的必要性，早一天把它当作建立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性的基础设施，中国就会早一天免除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普遍感到担忧的社会稳定问题。

　　行政学家：关注个人发展，推进政府职能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在未来几年中国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自身的变革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自身的变革既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即建立有限政府和民主政府)，也包括责任政府和法制政府的建设等内容。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现在对于有限政府的建设要快于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建设。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职能已经改进了很多，但改进得还不够，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不够。在2005年和今后一段时期里，政府职能的转变应从这样几方面入手：一，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现在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市场是有问题的，市场是靠政府管制出来的，这就和交通秩序的维持一样，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交通之所以好是因为有警察。所以，我们现在市场监管的秩序越来越多，市场监管机构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像国家工商总局已经是部一级单位了，还有商务部、药检局、产品质量监督局等，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机构去监督市场。必须认识到，政府对市场不见得是管得越多秩序越好，就如同警察对交通秩序只是一个补充作用一样，政府对于市场秩序也只是一个补充作用。一个守法的秩序基本上是一个自愿的秩序，要让经营者能够自主治理，在内心里面形成一种约束机制。政府应该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应该从规则上入手去管理市场。二，政府停止对公共秩序的干预。我们过去公共秩序的建立主要是通过行政权力、通过政府的强化管制形成的。政府总是喜欢通过奖励或惩罚来解决问题。譬如当物业管理和老百姓发生冲突时，政府往往会通过罚你多少钱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老百姓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规则关系，这种规则应该是可诉讼的，通过成本的、诉讼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惩罚来解决问题。所以政府停止对公共秩序的干预，就是让大家有秩序，而不是去惩罚他们。三，政府停止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能够得到保障，就有可能在制度上为社会的政治冲突的解决提供一些新机制，因为有了权利保障，很多社会冲突就会自己得到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干预。

　　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最近几年，进展比较快的是政府减少了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像《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就使得政府停止了对公民迁移权的干预。政府停止对公民迁移权的干预，城乡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所改善。

　　2005年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的发展。这里面又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素质，如言谈举止、文明礼貌等，个人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公共管理的改善。二是保障个人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制度方面的进展。如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保障，社会冲突就会大大地减少。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政府自身的变革是围绕个人的发展来进行的。所以，如果用一句话对2005年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概括的话，那就是：关注个人发展，推进中国政府的职能变革，当然还要落实到具体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上。

　　政治学家：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重点应放在国防现代化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教授：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要受整个世界环境的影响，中国的问题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2004年，在世界范围内是个政治调整年，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如日本、俄罗斯和美国都经历了新一轮的大选，这对它们的政治是一个很大的调整。

　　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非常大，像朝鲜半岛所谓的核危机问题等，都会给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定的挑战甚至是威胁。但从总体上来讲，2005年及今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的。因为决定世界格局的一个基本因素是美国，决定中国是否具有一个和平发展的有利环境的关键因素也是中美关系。

　　布什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会在他新的任期内秉承他一贯的风格，更加放手地推行他的新帝国主义战略。对中国来说有利的是，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并不在东亚、不在中国而是在西亚。这意味着一方面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环境是比较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的压力也比较小。所以，未来5年对中国来说是个机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发展国防，发展军事工业，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注重均衡，而在发展国防方面前些年我们是比较弱的。

　　如果我们能在3到5年内，在发展国防建设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飞跃，那么几年后，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周边的形势，甚至说是形成和美国在亚洲的均衡，这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应该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相反，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国防搞上去，待美国一旦在西亚、中东完全得手，控制住那里的形势后，它的战略重点很可能就转移到中国来，到那时，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和他们抗衡，我们就会比较被动。因为中国现在和美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

　　所以，我觉得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会。在这段时期里，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重点应该放在国防现代化上，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真的能够和平崛起了。撰稿／曲力秋(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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