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人物特辑：拿破仑与大卫(上)

大卫名画《拿破仑一世加冕礼》前涌动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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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1784年，法王路易十六责成画家于贝尔·罗贝尔将王室藏画集中到卢浮宫，准备筹办一个博物馆。他做这个决定时，大概绝没有想到，不到十年后的1793年，这个博物馆真的面向公众开放了，而他的头颅也在这同一年滚落进一只木桶，与成千上万的庶民一样，成了历史动荡的一件牺牲品。木桶就放在协和广场上，当时已易名为革命广场，桶周围是黑压压

等待鲜血洗礼的人群。人民不要国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让他们接受一个国王，哪怕一个废黜的国王；而当人民殷殷以待一个皇帝时，是总能找得出人选的。

　　在圣诞节过后的一个下午，我从协和广场穿杜勒里花园向卢浮宫走。盛放头颅的木桶自然是早已不见了，同样在寒流中(路易十六是1793年1月被处死的)涌来走去的人群，二百年后，已经是人手一个数码相机，按下快门的不再是铡刀，收进的图片也不再是历史的一个绳结，而是风景，全世界都一样的、专为旅游者准备的风景。这使我不禁问走在我身边的H：“两百年意味着什么？”木纳的他以其最可爱的诚实问答我：“两个世纪。”

　　我大笑起来：“它意味着你走在一条路上，绝望地想着所有那些你未能走上的路。”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在杜勒里花园连落叶都逃光的沙土路上。下午四点最后一抹斜阳已经在招手告别了，它们在卢浮宫石楼顶上一个转身，就像美人离去前最耐人寻味的一个微笑，便不见了踪影。

　　穿过粉红大理石的小凯旋门时，想到这是为拿破仑建的，大的那座在戴高乐广场，也是为他建的。强人都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物证。那种张狂延展性，不但重塑周围人的性格，连城市都会为之改变。“到时候去找旧巴黎也是白费心思，剩不下什么遗迹的，我已经让法国换了一副面孔。”拿破仑如是说。短短十五年的统治，巴黎换了一副面孔，那是拿破仑的面孔，扩建卢浮宫，兴建玛德兰大教堂、两座凯旋门、旺多姆广场的胜利柱，开拓圣马丁远河，还有塞纳河上的那些桥……有好大喜功之作，也有便民之作，总之他就是八级大台风，不可能不改变什么。他1804年12月2日就是从这座小凯旋门后面业已不存在的杜勒里宫出发，去加冕作皇帝的，迄今整整两百年。面对两百年几乎秋毫未损的这座石头杰作，你不得不感叹：强者只在天上才有错，在地上人间他永远有理。所有的古迹都唱着同样的“颂歌”，无论你走到哪里。

　　卢浮宫里的一幅画

　　我去看一幅画，或者说是一幅画代表的两个人物。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总入口进德农馆，先在一层过意大利雕塑展廊。我在与米开朗基罗的《奴隶》和卡诺瓦的《爱神之吻》挥手告别时，心想这展廊里不知多少尊塑像是拿破仑远征意大利的战利品，如果没有后来的滑铁卢，卢浮宫将完全是另外一副面貌。意大利人追回了一部分艺术品，埃及人却一样也没有讨回。不过卢浮宫与大英博物馆比起来，“强盗面目”还没有那么显眼。上二层进法国巨幅绘画廊。我从77厅向75厅走。77厅里，画家德拉克鲁瓦是主角，而拿破仑又是德拉克鲁瓦的主角。可见那个时代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拿破仑是独裁者中善用“媒体”的先驱。换了今天准是天天上电视新闻的头条，决不脸红。那年头既没有摄影机，又没有照相机，只能求助画家，于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印象派绘画成气候之前，说拿破仑是法国绘画的第一男主角，绝不为过。

　　过76厅时，不要错过十七世纪意大利画家韦罗内塞的《卡纳的婚宴》，欧洲王侯贵富与显灵的耶酥共进的这桌豪宴，更进一步证实了权力是多么需要画面，越来越需要，永远不知餍足！这就到了75厅，我们要找的那个厅。这里总是聚了很多人，因为75厅里有安格尔、有格罗、有普吕东，全是法国古典绘画的最后一批精英。而他们中的大主角是大卫：雅克-路易·大卫，法国大革命期间最红的革命画家，拿破仑称帝后的“皇帝首席画师”。所有的人都聚在他那幅《拿破仑一世加冕礼》前。这是一幅高六米、宽十米的巨幅油画，是后古典画派代表人物大卫最出名的作品。谁都精不过拿破仑，让大卫把那一刻记录下来，权力与艺术便手牵手同时走进了历史。这幅画1807年完工时，拿破仑急不可待地先跑去看了。他在画前徘徊了一个多小时，临了说：“真棒！……像极了！简直不是一幅画，人在画里都活了……大卫，我向你致敬！”能不开心吗？

　　大人物的心思往往只有另一个顶级人物才能摸透。大卫是把他侍奉到家了，他要什么大卫就能画出什么。那个不愿出席儿子加冕礼的母后大人不是硬给大卫加上去了吗？老太太坐在画布中间的暗影里，看着一下窜到如此高位的儿子。其实老太太与同样不愿出席典礼的拿破仑的两个兄弟吕西安和杰罗姆都没来，这个女人头脑清醒得很，口头禅是：“要能长久就好了！”但拿破仑的理论是管他们在不在，画上去了，画自会说话。

　　再看教皇庇护七世，完全是在冷眼旁观，拿破仑把他从罗马“请来”，请人家但送过去的信却说，任何不来的借口他拿破仑都是不接受的。拿破仑可不是信徒，太聪明了，除了相信自己别的都靠不住。再说，你看过古往今来哪个强人真正信过什么？他叫教皇来，不过是效仿早他一千年的法国开国大帝查理曼，但人家查理曼是亲自跑到罗马去加冕，远没有拿破仑的大手笔。此外，法国历代国王传统是去巴黎东北部的兰斯大教堂加冕，宗教和王权历来是穿一条裤子。拿破仑深知这一点，他这个靠革命起家的人，复起古来哪个国王都赶不上，他要么不做，做起来可都是前无古人的，教皇被他一声令下召来了，地点可不是兰斯这个小城，而是巴黎圣母院。教皇赶到巴黎那天，他不愿屈尊去接，又不愿失礼，于是安排了一次“巧遇”。他装着在南郊枫丹白露打猎，教皇座车经过时就“正好”碰上了。就到这会儿，也要教皇先下了马车，他才从马上跳下来。加冕那天，天寒地冻，教皇在阴冷的圣母院等了他一个半小时。现在哪个总统敢让让-保罗二世受这个罪？何况他要教皇来，不过是撑个面子，他可不需要教皇给他戴皇冠。他从他手上一把拿过金月桂冠，自己就戴上了。余下的大卫自会安排。大卫省略了拿破仑自己加冕的那惊人一幕，而把已经头戴皇冠的拿破仑给皇后约瑟芬加冕，永远留在了历史画卷上。画教皇面神凝然、目光超脱地坐在拿破仑的背后，是大卫为自己的艺术留了一块小天地。他的艺术理念是真实，他一再对自己的学生说：“要真实，真实到自然逼真。”他画教皇的双手垂在膝盖上不知做什么好，拿破仑不乐意了：“我把他那么远弄来，可不是要他什么也不做的。”于是大卫尊命让教皇抬起了一只手，做了一个祝福手势。

　　再看约瑟芬，她跪在地上，双手合十，等待着一生最大赌注的“赢资”——那顶后冠。她全算计好了，为了防拿破仑日后另娶，她在加冕礼前夜向教皇忏悔说她和拿破仑只行过世俗婚礼。于是教皇把已经入睡的拿破仑叫醒，硬是让两人在上帝面前“完成手续”，否则第二天的加冕也是不合“规格”的。这是约瑟芬再次低估拿破仑。1796年，约瑟芬从拿破仑的提携人督政官巴拉斯怀里转投入这个年轻将军怀抱时，并没有想到她是无意中中了大奖。小将军远征各地，她的床从没有空过。拿破仑从风火前线写过来的火辣辣的情书，除了让她在巴黎沙龙里有了满足虚荣的谈资，一点也没有打动她。那一大堆情书，只证明了一点：拿破仑的文学才华。集军事天才、政治天才与文学天才于一身的人，史所罕见。不过出一个，必是个霸王。因为一个会杀人、会管理人又同时会诱惑人的天才，还有什么“职业”配得上他？等到拿破仑的火箭式窜升让约瑟芬回过神来，已经有点为时太晚。这一次也一样，用个宗教婚礼便能栓住拿破仑吗？五年以后他不是照把她休了，娶了个血统纯正的公主为他传种接代。拿破仑说：“只要有一个女人让人做件好事，必有一百个女人让人去做蠢事。”好在那时候没有妇女解放运动，否则这个科西嘉大男子主义者吃不了兜着走。

　　大卫本人也在画上，在拿破仑母亲“所在”包厢的上一层，他站在暗影里画着草图。他这幅画的要价是十万法郎，拿破仑嫌这个开价太贵，只给了他六万五千法郎。为这场盛典，拿破仑向他订了四幅巨画，他只完成了两幅，第二幅《交鹰旗》画完的时候，拿破仑已经与约瑟芬离婚，他只好把事实上那天在拿破仑身边的约瑟芬又抹掉。历史在权力面前还不是说变就可以变的。看大卫的画往往让人觉得画上人的脸色都不好，拿破仑周围那些教皇、主教们，包括拿破仑本人都是面色黯淡。大卫不像普吕东喜欢给画中人一种夸张的“雪白粉嫩”，这使他的画往往庄严有余，色欲不足。不过那个时代人的脸色不太好，也情有可原，除了打仗，还有什么体育运动？

　　大卫还有一张记录历史关键时刻的名画《网球场誓言》，不在卢浮宫，而在凡尔赛宫。我看到《加冕礼》这一幅，总不免想到那一幅。两幅画所反映的历史时刻相距正好十五年，那一幅是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议员们聚在凡尔赛网球场，发表了他们向王权挑战的誓言。这个誓言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两幅画，一幅是推翻王权的起始，一幅是新皇登基，十五年，无数人头落地，历史风驰电掣地转了一圈，又回到起跑线上。

　　大卫的自画像

　　到卢浮宫的游客，大多是为了三件宝而来。蒙娜丽莎、米洛的维纳斯和胜利女神，匆匆一转，再摆上个胜利姿态拍张照，就算完成了对这座世界著名博物馆的“到此一游”。

　　这样说，对时间紧迫的游客未必公正。但至少是遗憾的。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可看。其中，法国巨幅绘画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难看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还曾出过国门被借到其他国家展览，但这些巨幅绘画运出去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有机会来的人别忘了看一看75至77厅。

　　在75厅，还有一幅画必看，就是大卫的自画像。那略带讥讽的眼神，仿佛穿透两百年时光，一直注视着自己的杰作《拿破仑一世加冕礼》。如果说《网球场誓言》和《加冕礼》对大卫来说是历史的两个浪尖，这幅画于1794年的自画像就是谷底。

　　他在这一年的8月2日被捕，此时他一度志同道合的罗伯斯皮尔等一百多名救国委员会成员已被送上断头台。他的知名艺术家身分使他免于一死。他在狱中百无聊赖，画了这幅自画像，大概是想重新省视一下自己吧。六天前，1794年7月26日，在一时激动中，他曾对罗伯斯皮尔大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喝毒药，我与你一同喝。”但第二天，他没有参加国民公会的大会，而是送去一张条子，说他“突然病了”。就在这次大会上，罗伯斯皮尔倒台，并于倒台的次日成了刀下鬼。当年他们将吉伦特党人送上断头台时，对方扔过一句话：“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时死去，你们将在人民恢复理智时死去。”在这场革命风暴中，推翻旧政权后，后浪扑前浪，任何人想再建立统治都遭覆灭下场。保王派被立宪派推翻，立宪派被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又被无产阶级打倒。所以挑起革命要小心，革命并不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利益，相反它损害了谁的利益，谁就会进行殊死反抗。何况你想让革命停在什么地方它就停在什么地方吗？

　　在法庭上，大卫已没有了“一起喝毒药”的勇气，而是开脱自己，他说：“从今往后，我不再追随人，而只追随原则。”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话是靠不住的。兼具野心和幼稚两种品质的人，不可能只追随原则，因为原则从来是不值钱的。

　　说大卫是投机者并不公平，事实上大革命前他已经成名，完全用不着混水摸鱼。他是真心相信革命。大革命前维持他这个画家生活的全是王公贵族。他有很多学生，但他一般不收学生的钱，对富人则要价很高。不过他也不想想，革了这些有钱人的命，谁来买他的画。小资产阶级革命，常常是心里想着穷人，最后却作了大资产阶级。

　　大卫是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自罗马人以后，这个世界便空洞无物”，唯有革命可以召回“文明美德”。果真如此就好了！1791年，他在画《网球场誓言》时，正处在革命鸦片的迷醉之下，他说：“噢，我亲爱的祖国！我们再也不用到古代人的历史中为我们的画笔去找题材。过去是艺术家缺少题材，不得不重复，现在是题材多到没有那么多艺术家。”这样的话听上去耳熟。大卫说的也没错，对绘画求真求大的他，革命大浪自然比贵妇沙龙更令人兴奋。

　　而他在革命中的上升也是火箭式的。1791年他在废黜国王的请愿书上签了字；1792年8月入选国民公会；10月2日成为公共教育委员会成员；10月18日成为艺术委员会成员。这个艺术委员会取代了王朝时代的画院，大卫对画院历来没有好感，当年他考了四年，愁得几乎自杀，才让那帮老古董接受了他。所以他积极推动画院的垮台。革命者公仇私仇往往是一起报的。1793年1月他投了处死国王的赞成票；同年6至7月，他主持雅各宾俱乐部；7月底又当选国民公会秘书长；9月进入救国委员会。这几年，他作画不多，而是组办革命节日，组建公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的创建他起了核心作用。1793年，为纪念法国军队从英国人手里夺回南部重镇土伦，他建议国民公会搞一个庆功仪式。他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他其后为拿破仑做的那么多宣传活动的一个开始。夺回土伦的主角就是刚刚24岁的炮兵上尉拿破仑。

　　1794年5月，他又奉罗伯斯皮尔之命，组办一个“崇高人类”的节日。罗伯斯皮尔想消灭旧宗教，创立一种新宗教，这个新宗教信仰的神明就是“崇高人类”。大卫自己是什么神都不信，但也挡不住为“崇高人类”热血沸腾。他亲自从音乐到服装搞了一次盛大节日。不过让人民在几个月里换一个神来信，行得通才是奇迹。“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句话虽然“反动之极”，但人性的弹性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1802年，正当大卫为第一执政官拿破仑画像而荣膺骑士勋章时，拿破仑与教皇在这年4月签订了《教务专约》，把被革命赶走的旧宗教又请了回来。签订仪式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场面同样盛大。仪式结束当晚，杜勒里宫花园又是歌会又是灯会，好不隆重。拿破仑回宫后问身边一位将军：“你看今天的仪式怎么样？”将军回答：“这是一次无聊的宣教仪式，只不过少了一百万人参加，这一百万人牺牲性命去推翻的，就是您今天所恢复的东西。”

　　大卫当年为信仰“崇高人类”而组织的庆典仪式，也是在杜勒里宫花园举行。相距八年，人民显然未领让他们当家作主这份情。伏尔泰说：“让人相信灵魂是不死的并且有一个可以替人报仇的上帝，是很有用的。”大卫用他的艺术才华侍奉过“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罗伯斯皮尔后，又转而侍奉起“要结束革命”的拿破仑。而结束革命的人永远有理。

　　在进入救国委员会的约十个月的时间里，大卫等于直接参预了政治。他签署或联署了三百多份逮捕令，而这些被送上革命法庭的人，十之八九走上了断头台。不过也多亏了他，才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遭此命运。被他送上断头台的有他过去的主顾奥尔良公爵，还有博阿内将军--约瑟芬的前夫。冥冥中他再次与拿破仑有了一丝干系。好在后来约瑟芬有奶便是娘，并不记前嫌。大卫的革命热情是那样高涨，以致于妻子坚持保王党立场，他们便离婚了。

　　1794年12月，在承认“是罗伯斯皮尔的假美德将他的爱国热情引入歧途”之后，他被释放。但次年5月，又再度被捕。他以前为新朋友而抛弃的人或打倒的人，全都伸出了报复的手。直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通过大赦令，他才彻底脱了干系。他与妻子复婚，选择沉默，完全钻进了画室。但时间不长。他与一位革命朋友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大卫：“你觉得我是那种会被拖下水的人吗？”朋友：“比别的人还要容易，只要许诺你活着就能得到进先贤祠那样的荣誉。”

　　拿破仑与大卫(下)

　　独裁者独自一人是独裁不起来的，如果没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每一个人对自身利益的那些小小的选择，构成了这个制度形式的基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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