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杨先生还是北京国营239厂的一名年轻技术人员。当他和刚结识的女朋友散步时，他偶尔会指给她看马路边一片低矮的平房，告诉她如果他们结婚有可能会分到这样的一间平房作为新房。
1994年，杨先生所在的部门从239厂剥离，加入新成立的西门子数字程控通信系统有限公司。这是西门子(中国)与多家中国国有企业合资兴建的企业，是其在中国的45个合资企业
之一。
10年以后，杨先生离开了西门子，到另一家美国电信企业做区域销售主管。
“在西门子的工作经历使我获得了一些管理方面的经验。德国人对产品质量的监控是毫不含糊的。在西门子，一个德国来的普通工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公司的主人。”杨先生不肯透露自己目前的薪酬水平，不过他最近在北京东北部买下了一所面积超过200平米的大房子，这是他的第二套房，每月的月供达到5000元人民币。
杨先生的经历在西门子(中国)公司的30000多名员工中显得极为普通。这是一个来自外省的乡下孩子在北京落地生根的故事。在他的背后，是一个跨国企业在中国以平均每年40% 的增长速度落地生财的梦想和神话。
“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做生意，那么你只是一位客人；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做生意并在这个国家生产产品和雇用本地人，那么你就是一位朋友；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做生意、生产产品、培训人员并且进行研发，那么你就是该国的一位好公民。” 这是即将卸任的西门子总裁冯必乐的经典论断。
如果说企业也有自己的性情，也有“法人人格”的话，它一定是由企业中的人来实现的,特别是他的领导者。
西门子正面临领导人的代际更替。同时，面对日益开放和更多变化的中国市场，公司的战略也面临着调整和变革的压力。冯必乐——柯菲德，贝殷思——郝睿强，每一位领导人都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答。在华丽或平实的表述背后，一个不变的意愿是：加大投资，力争在中国赚大钱。
赚钱正变得不那么容易。中国加入WTO三年以来，合资企业遍地开花、不计成本跑马圈地的时代结束了，大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市场细分下更多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代替。近期更传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即将并轨的消息，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快要到头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仍在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增长，错过这样的机会对任何一个跨国企业的领导人来说都显得不可原谅。
20年来，中国人对跨国公司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搀和了艳羡与嫉妒，在尊崇和鄙夷间不住摇摆。但是当昔日的雇员成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当成批的本土企业开始学着外企搞研发、创品牌，当本土优秀企业的薪酬水平与外企不相上下，人们看“老外”的目光变得平静而自信。
2003年度，华为的研发支出为3.85亿美元。虽然从数量上还远比不上阿尔卡特的18亿美元和西门子的22亿美元， 但这个小小的10%里边蕴藏着中国企业的梦想。
当西门子说他是一个IT企业的时候，思科笑了；当西门子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公民”的时候，华为笑了。西门子的中国梦，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不管姓中还是姓德，都将参与和见证着中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历史进程。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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