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人们的注意焦点还在印度洋海啸的救援工作上，当日下午温家宝总理抵达印尼出席海啸峰会的消息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但就在同一天，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信访条例(修订草案)》的新闻，仍然因为其涉及主题的重大和敏感性,引起了中国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兴趣。过了十来天,1月17日,人们得到的消息是,《信访条例》作为2005年第一部重大法律法规的调整得以正式颁布,实施时间被定为5月1日。从颁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的时间要比颁布之日早一个星期，那时距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信访条例》的时间只有5天。
《信访条例》从审议通过到正式颁布的日程,可谓紧锣密鼓,人们从中容易看到中央政府尽快出台新的《信访条例》的急迫心情。事实上这一次《信访条例》的修订,一直伴随着“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热烈讨论,修订进程也在意见交换之中有所推迟。在不同意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新的《信访条例》迅速出台，表明政府迫切需要一部新的条例来改进信访工作的不足，应对信访不断上升的势头。
修订结果不是在明显争议的强化或者取消信访制度的意见中进行取舍，而是在基本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信访工作，针对信访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予以修补,表明了对信访这一高度敏感区域作任何改变的审慎态度。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主要改进之处在于“三增加一完善”:增加了畅通信访渠道、创新信访工作机制、强化信访工作责任的内容,完善了切实维护信访秩序的内容。社会各方面关注的是,新条例对信访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被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从普通条款提升至总则位置，以保障信访人权利为核心,使修订显示出很强的民本色彩。
中国信访制度确立于1951年，现行《信访条例》发布于1995年。近年来信访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关注民情的人们的沉重思考。国家法律赋予公民信访权,并为公民行使这一权利提供了相应渠道;而另一方面，公民信访又几乎总是与艰难困苦相伴随。通过信访解决所反映的问题成功率较低，导致公民反复信访,而且使信访越来越趋向于向更高的政权层级集中;一些政府部门对信访案件相互推诿、敷衍塞责乃至不闻不问,使得信访人情绪激动,矛盾升级;信访件来回批转不仅难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有时甚至为信访人受打击和迫害提供了方便;为了对付信访责任追究制，有些地方不是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化解矛盾,而是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公民信访权的行使;信访中遇到的种种不公对待,使信访在一些地方不仅难以成为政府树立执政形象的途径,而且成为酝酿个人悲剧、滥用行政权力的渠道。
信访中的一系列突出现象,使一些相关思考应运而生。人们讨论着在国家法治化的过程中,信访制度何去何从、信访是否有提高效能的可能性,甚至是否应该摒弃信访等问题。然而，面对各级信访机构门前一拨又一拨急切的信访人,我们很难设想,在现行体制下,如果没有信访来维系老百姓将个人冤屈“上达天听”的希望,又能开辟何种渠道来为这种希望提供起码的告诉之所？在现阶段,进一步规范信访制度,尽可能完善信访工作,即使不能说是最好的办法,也可以说是颇具可行性的一个方案。《信访条例》这次修订的意义,应该从这个基本判断来理解。
事实上，《信访条例》修订的着力点,也正在于使信访渠道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公民因个人利益而引起的痛苦，并努力保证他们不因为这种痛苦的申告而引起更大的不公正对待。为此,除了在总则中申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还有一系列相关条文的制订,如规定信访接待日制度,使信访人可直面相应机关负责人;建立全国和地方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并提供信访人查询,使信访人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信访效果;将信访工作纳入公务员考核，意图从源头上减少因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的信访事项;实行重大信访事项公开听证,有利于促进相关事项的妥善处理;强化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的责任，以提高信访事项的处理效率。这些积极变化如果能够从条文走向现实,无疑会使公民对信访制度产生新的感受。
公民能否获得对于信访制度的新体验，当然取决于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以及信访机构的行动。公民信访到底是社会的安全阀,还是“不稳定因素”的可怕病源;到底是促使政府改进工作的特殊方式,还是地方当局治理不力的活证据,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解。如果说信访中有“不稳定因素”,那么信访处理正是将它转变为稳定因素的过程；如果说信访问题突出反映出治理不力,那么信访问题的解决正是治理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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