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关隘造就孤独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26日13:39 新民周刊 | ||||||||
|
李斌的成功仅是个例，但典型反映了高技能人才培养成长路径——“学学——做做——再学——再做——再学学——再做做”。可惜的是，这种类似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培养过程在企业和职业学校间交替进行)，目前在中国还缺少更多的实践。 撰稿／李泽旭(记者) 王 倩
2004年年末，正在北京开会的李斌被上海液压泵厂的电话紧急召回。 这是厂里第几次发出这样的紧急召回令，他已经记不清了。自从成为全国出名的工人高级技师后，随着出差开会和讲课的次数增多，他也养成了一个新习惯——24小时开着手机，随时准备接听厂里打来的电话。 以最快速度赶回车间，李斌一眼就看到了那台“趴”着不动的数控机床。将办公室电脑与机床连接，李斌的手指开始熟练地敲动着键盘——机床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李斌的大脑与电脑同步运转起来。3天后，在经过一次次的系统分析后，机床屈服了，乖乖地转动起来。 “我是人大代表，年年都要盯着政府一个大工程——就业，就业难与高技术岗位空缺的矛盾不仅是我常常听到的，也是在现实中我的困惑。”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李斌说出这番话。 就业难，拨动着李斌的心弦，牵动着政府、社会、百姓的根根神经。 有资料分析，2004年我国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和，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较为严重。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矛盾依旧突出；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数量短缺，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14%以上。 今年元月初，《上海市促进就业若干规定草案》提请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这是上海首次就促进就业立法。 一个有着中共十六大代表、上海市人大代表、总工艺师、高级技师、工程师头衔的工人在困惑，他的困惑折射出一道又一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路上的关隘。 传统“关” 中国的工业文明一开始是强加的，工人最初被残酷剥削的低等命运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与中国式精英情结难以相融。 “1960年我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母都是纺织工人，197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机电系统的技工学校。那时没有现在想得这么多，还要考虑什么行当好。当时想着毕业后能走上工作岗位就可以了。”回想26年前的那个决定，李斌已经没多少印象。 “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中的精英情结。职业教育从它登陆中国的那一刻起，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情结的左右。”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马树超研究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清政府设于1862年的北京同文馆可谓中国文科职业教育之始。之后，在对西方工业“奇技淫巧”引进的思想促动下，先后创办安庆军械所、江南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等军事工业。同时为适应军事工业的需求，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学习西方科技的学校，创办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成为中国工艺技术职业教育之首例。 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带有鲜明工业特色的职业教育思想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军事发展到民族工业，具有了为工业经济服务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双重属性。 “职业教育从它产生之初就带有教育与经济的鲜明特征。”马树超说。 也许因为非土生土长，社会上鄙薄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一些人总认为职业教育是低水平、低层次的教育，不仅轻视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而且对近几年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也持轻视的态度，影响了职业教育的积极发展。 对此，马树超分析，欧洲国家并不轻视工人与职业教育，这与其工业文明的历史也许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中国的工业文明一开始是强加的，工人最初被残酷剥削的低等命运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与中国式精英情结难以相融。 20世纪50年代初期，职业中专从苏联引进，我国中专教育是为以156项重点项目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建设服务的。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大量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据1979年统计资料，当时普通高中毕业生为726.5万人，而中专和技校两种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分别为18.1万人和12万人。当年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3.8%，96.2%的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又没有一技之长。于是，国家要求中专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二至三年。在1985年以前，每年中专新生中，高中毕业生超过了半数。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李斌从技校正式毕业。这一年，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明确提出：“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1980年，中国一举出现了3314所农业中学及职业中学，加上3069所中等专业学校、3305所技工学校，使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224.2万人。到1998年，中国高中阶段的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共有1.71万所，在校生达1126万人。当时普通高中只有1.39万所，在校生938万人。“三校生”(职高、中专、技校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统称)的在校生占高中段学生总人数的54.55%，如果加上成人高中教育的人数，则高中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在校生人数占全国高中在校生人数的60.02%。 1995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普高热”。1999年前后，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加上就业上计划分配体制逐渐解体和职业教育发展滞后等因素，职业教育明显滑坡。 趋利“关” 趋利性经济使得一些学校盲目扩张，加上教育资源的非合理布局，出现了结构性就业失衡。 2003年，在对2600余家企业上一年度的工资水平进行调查统计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显示，技术工人的工资正在上升。上海工资上升最快的是高级技师，平均涨幅为30%。汽车焊装工、制冷设备维修工、工具钳工等生产人员的年工资价位较高。其中，高级技师为8万元，技师为7万元，高级工为6万元，中级工为5万元，初级工也有4万元。 上海液压泵厂工会主席姜锡荣为李斌算了一笔账：2003年，李斌的年薪达到了10万元。 “市场经济嘛！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看着待遇。前几年，金融、会计等比较热，结果学的人多了，就业成了问题。”李斌点评了这种“热现象”。 2004年8月，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秘书长谢幼琅在中美职业教育高级论坛上感叹：“找一百个大学生不难，找一百个高级钳工却是难上加难。”当时在深圳，一个硕士毕业生的平均月薪酬是5900元，而一个高级钳工的月工资则开到6600元。 谢幼琅说，目前中国高级职业技术人才仅占3.5%，离发达国家的15%尚有很大差距。随着中国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大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 “为什么技能型人才紧缺？如果每个年轻人都读大学、读热门专业，技术工人能不短缺吗？热与冷反映了社会对教育选择(不仅仅在职业教育中)的功利性，加上一些学校盲目扩张，加剧了教育资源布局的不合理，就出现了结构性就业失衡。”马树超说，“技能型人才热了，却出现高职毕业生比中职就业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职教育专业布局出现了问题，大量民办学校受办学成本的制约，更热衷于举办计算机、外语、服务类等短平快专业，造成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经济需求失衡。相对来说，政府举办中职学校的比例还比较高，在专业设置上还是比较合理的。” 对此，李斌进修本科时所读院校、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的院长何亚飞教授感慨颇多，“1997年之前上海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职，仅仅有一些试点。家长不理解，认为高职就是中职的延伸，和职业中学差不多，统统划为‘黑五类’。1997年我们参加上海第一次高职招生咨询会时，六七所院校的咨询台前几乎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机电学院那一年招了60个学生，全都是硬性调剂进来的。结果他们是‘因祸得福’。” 这60位同学大三时进入企业毕业实习，实习工资平均达到了2000元。等到7月份毕业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半年的实习期间把4年的学费全部赚了回来。 终身“关” 普通高校，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都很难培养技能型、工艺型、操作型的人才。 谈到工作以外的东西，李斌的嘴颇“笨”。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记者的提问常常换来的只是简单一句话。相反，谈起怎样控制数控机床，他总是滔滔不绝。 “你可能感到很枯燥。但这其中蕴藏着很多知识和经验。”从技校毕业生到掌握英语和德语两门外语，先后修完大专、本科学业，成为素质全面的工人高级技师，李斌用自己的实践总结出这句话。 有资料分析，在工业发达国家，社会就业机会有30%是交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余70%是由受中等教育的人来承担。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不会超过25%。 那75%的年轻人怎么办？马树超分析认为，没有进入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将有很大一部分人接受职业教育。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定位基本在专科层次，从趋势来看应该是阶段性的。如果认可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那学生就有不断学习的愿望。 “如果定位在中等职业教育或高等职业专科教育就到头了，不仅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同时会出现学术型的普通高等教育把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吸进去的状况。”马树超特别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一旦职业教育人才被吸进去，他们从职业教育获得的技术技能、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就会被改掉。普通高校的学术型领域与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领域实属不同的分工，需要的行为习惯甚至思维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何亚飞教授指出，从产业结构链考虑，经济发展需要实践性强、层次高的人才，有些岗位的技术含量不是中职教育就能解决问题的。“别看职业岗位同样是第一线的操作工，但其内涵和知识结构比中职要高。而普通高校，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都无法培养这样技能型、工艺型、操作型的人才。高职教育应当有本科，甚至可以有研究生。” 据了解，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中职教育中的中专和职业高中归教育部门管理，技校归劳动部门管理；而教育部门的中职和高职又被分别划归高教司(处)、职业和成人教育司(处)管理。 “同属职业教育类型，但分属两个部门管理，融合上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马树超认为，“应该说，近年来高职管理部门在很努力地探索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职业教育的属性，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分开管理对职业技能人才培养还是会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从中职学校出来的学生进入高职，在课程衔接上就会有一定的难度，我想这就是体制性障碍。” “上好点的高中，然后考个好大学，是情理之中的事。”李斌坦然地告诉记者，自己的儿子正在读书，并没有对父亲从事的职业产生兴趣，虽然工资优厚。 马树超对李斌的发展之路进行了分析。李斌的成功仅是个例，但典型反映了高技能人才培养成长路径——“学学——做做——再学——再做——再学学——再做做”。 规范“关” 职业教育在培养技能的同时，更多的是培养职业行为规范，而不是培养发明创造能力。 李斌碰到的大学生工人不在少数。可以说，随着技术工人需求连年走热，工薪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在转变观念，进入工厂成为一线工人。 李斌曾经为此欣喜，随后又产生忧虑。 “现在的大学生专业课好像学得不怎么样，成绩单上专业课考得好的很少，外语、政治、计算机方面考得好的比较多。有不少大学生即使在一线培养了好几年也不能达到放心使用的水平。” 很多教育专家疑惑，一个大学毕业生难道就不如你一个大学都考不上的人？ 对此，马树超认为，“其实这里不仅有安心职业思想教育问题，还存在行为规范的问题。”他经常会想起不久前在韩国参加技术教育研讨会时台湾一位国际家具技能评委所讲的故事。 台湾在国际家具行业技能竞赛中经常拿到金奖。一次，一位德国的同行不服气地说，“别看你们技能竞赛拿到了最优，但是你们的家具质量恐怕还是比不过我们”。 话很重，却不是没有道理。就拿家具上的一块门板来说，按照加工工艺规定，门板上的6个螺丝每个要拧12下，拧的时候还要按照步骤和次序，每一个拧4下，循环三次才拧完。德国工人从小受到良好的职业规范教育，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个流程操作。而我们有些工人就进行“改革”，每一步变成拧6下。结果，德国人做的门板可以保持8年不变型，我们的门板就缩短了寿命。 其实，职业教育在培养技能的同时，更多的是培养职业行为规范，而不是培养发明创造能力。 政府“关” 政府在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上应该起重要调节作用。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4年上海中等职业教育与高中阶段普职之比由5.6：4.4下滑到3.9：6.1。 上海职教发展经历了示范性学校建设、标志性学校建设、百校重点建设等工程，教师队伍、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课程安排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职业教育就业率的社会认可度也在提高。可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不愿接受职业教育？ 马树超告诉记者：“职业教育的兴衰是与政策决定相关联的，以前认为市场在起调节作用并非全面。” 一般认为，职业教育培养成本高，学生家庭收入低，就业回报率低。如果在政策设计上采用“高收费、低投入”的政策，对职业教育无疑是雪上加霜，必然降低职业教育对学生与家长的吸引力。 马树超和市教委领导曾去法国巴黎学区考察当地的职业教育：“法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我国相似，但它们的职业高中生均财政经费是普通高中的3倍左右。” 比较而言，2003年上海市职业中学的人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投资分别为4163元和1098.7元，比上一年增长10.7%和-1.3%。而普通高中的这两个数值分别为6335.6元和1895.4元，比上一年增长17.1%和27.1%。 “投入的不足直接导致产业需求与职业教育结构之间的脱节，如二产类专业的办学成本高，缺少经费支持与成本补贴，学校为了生存而较多考虑办学成本与学生志愿，出现三产类热门专业过度扩张及制造加工类专业减少的现象。” 同时在马树超看来，政府在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上应该起重要调节作用。 “我曾问过法国方面，‘难道你们的老百姓更喜欢上技术与职业学校？’他们说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老百姓当然也愿意选择普通高中但是我们政府不仅要考虑老百姓的眼前利益，更要考虑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 欧洲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采用政府宏观调控。1996年欧盟主要国家的普通高中比例基本控制在50%左右，所以我国政府2002年提出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要大体相当。但是目前看来并未达标，差距还很大。 马树超认为，政府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除了要考虑到职业教育的教育和经济属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稳定。 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如果他们的职业技能没有普遍提高，不能替代高一层次的职业工作，还是小打小闹，进一步涌入，超过一个极限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马树超建议，上海应当实行就业者的绿色壁垒制度，对务工者采取职业技能培训体制。如果规定若干年后只有获取职业技能证书或职业教育文凭者才能享有务工的资格，就可能强势拉动就业者的整体素质，达到就业均衡，避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