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春节特稿：过年洗个澡

　　过年洗个澡

　　社会卫生专家格罗特汉在1921年 写道:“总有一天我们会达到如此境地，人只要一天不洗澡，就有一种惭愧和 不适感油然而生。”人类走过了几千年，我们离这个境界依然前路漫漫

　　不洗澡不能过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但就在今年春节前的一天，北京崇文门都市馨园小区1号楼的张女士正在卫生间洗澡，热水骤然变凉。此时，室外气温仅有零摄氏度。

　　一周后，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公开场合检讨，“这事都怪我。”

　　乙酉年，从市长到市民都在热议洗澡

　　王岐山说，经过细查，发现问题在于控制了城里煤改气的力度，却忽略了郊区以及新竣工建筑的用气量，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魔鬼就在细节中。”他感叹。

　　同样在春节前，家住南京市宁海路街道古平岗小区92岁的李粉红老人，被社区服务中心的年轻人背下楼，送进公共浴室，入冬以来第一次洗了个痛快澡──南京鼓楼区政府实行的“独居老人洗澡援助”计划已使400人次受益。一位老人说，3年没洗过澡，这下真舒服!

　　与此同时，就一位网友在公共浴室中的经历，许多人在BBS上争论着中国人究竟是不是自私褊狭;洗澡要收水龙头“初装费”，跳进浴池要算“漫游”——影射电信部门垄断经营、霸王条款的笑话也在网上飞速转贴。而在广州，天气预报增加了新信息:专家建议，今天天气干燥，洗澡不宜长时间用热水冲泡。

　　更多的新闻还有:某处面积数千平方米的豪华洗浴中心盛大开张，包房一订而空;世界顶极卫浴设备厂商开办沙龙，研讨沐浴文化;时尚杂志仔细探究，在某著名高楼顶层有落地大窗的浴室，是否真的可以坦诚面对天地而无遭窥之虞;电视旅游节目忙着支招:是去日本泡汤惬意，还是去泰国“马沙基”实惠;古装电视剧一丝不苟地演绎着早已失落的仪式，为刚落生的皇子“洗三”;年轻父母则更时兴带婴儿去“游泳”，或者进“宝宝按摩店”。

　　似乎是一夜间，政府和百姓都恍然大悟了:洗澡原来如此重要。那么，以前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洗澡曾洗出文明礼仪之邦

　　其实，中国人以前也并非不讲究洗澡。梁实秋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把洗澡当做一件大事的。”

　　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以示虔诚，称为“戒”。西周的戒礼十分隆重考究，有专职官员执掌。先秦沐浴礼仪已很完备。诸侯要先洗头洗澡，然后才能去朝见天子。

　　学者说，中国的洗澡礼仪成为一种定制为世人所遵循，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到了汉唐盛世，朝廷洗澡礼仪更多，并出现了“温泉监”一职，负责皇家汤池事务;明代则有专门的沐浴管理机构“混堂司”。

　　洗澡在那时的中国，是一种严肃的宗教乃至政治活动，官员的仪表已和“政治文明”息息相关。

　　下得庙堂，沐浴又与人们生活规范相连。《礼记》中特别规定，尊老礼节必须包括为老人烧水沐浴，五天一洗澡，三天一洗头。普通人的沐浴程序、诞生和丧礼中的沐浴，也都有详细规则。

　　秦汉之际，暮春三月临河祓禊以去病消灾，演化为全民春游;同时禁忌也无处不在:男女不共浴，不共巾栉;父子不同浴，君臣不同浴，身份、辈分、地位不同者也不同浴。

　　公共澡堂开始出现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宋代。《清明上河图》林立的商铺中就有一家浴堂。苏轼在公共澡堂沐浴后曾写下《如梦令》，从“寄语揩背人”的词句可看出，那时的公共澡堂已有完善服务。

　　而看看15世纪的欧洲，还真是可怜。欧洲人竟然认为，鼠疫可以通过洗澡入侵身体，导致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社会各界尤其是宫廷和上流社会基本不洗澡、不洗脸。

　　当时，法国赫赫有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遮盖身体的臭味，便大量使用香水。

　　在洗澡领域落后是一个严重的落后

　　但进入近现代,中国人在洗澡方面,像在文明的不少领域一样,已落后于世界了。

　　在19世纪末，巴斯德创立微生物学，西方诸国认识到清洁身体的重要性，洗澡便逐渐作为一项公共卫生政策推行开来;而工业及后工业文明终于把洗澡提升为一种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时尚产业。

　　21世纪初，一位中国记者受邀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一个国际浴用品展览会，大开眼界:“真不愧是国际浴用名牌。且看系列产品名称:月光喷洒装置板、水庙宇系列、法老系列、克里奥帕特拉(即埃及艳后)系列、亚述王朝全套等，就不难看出洗澡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生活艺术，简直就如信仰!”

　　他得出结论:洗澡,不再是躲在湿湿的小浴室里又搓又擦的事;可以告诉你,其实洗澡完全可以提升为生活里的一场激情。

　　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不洗澡，在中国甚至是值得显摆的一种“政治资本”。

　　1989年，某中央媒体的一篇报道描述一位资本家小姐出身的女干部的心路历程，特别突出了一个细节:上世纪50年代，这位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子参加筑路劳动，“过去每天不洗澡就睡不着觉，可在工地上，一星期也洗不上一次脚”。就是这样的劳动，让她脱胎换骨。

　　“人一遇水便有智慧”，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浮力定律，谢泼德在洗澡时发明了自动取款机。不洗澡，对于一个民族或许是一大损失。

　　永远的政治指标

　　洗澡既与身体和智力无关,又从物质欲望中被阉割,于是它就成了另一种东西。

　　杨绛创作于25年前的小说《洗澡》，细致刻画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经历的第一次“政治洗礼”──“三反”运动。

　　杨绛解释“洗澡”的含义:“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在“洗澡”动员会上，干部说: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依旧背负着包袱，皮肤上陈年积累的泥垢，不用水着实擦洗，不会脱掉。

　　“政治洗澡”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但事实上，在真正有见地的中国领导人看来，洗澡却是一种重要而恒定的政治指标。

　　邓小平1975年讲到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时说:“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

　　如今，洗澡重新成为政治文明命题，正考验着政府。

　　上海市政府决定，于2005年1月至3月，向3万名经济困难和家中不具备洗浴条件的老年人发放沐浴券，助浴15万人次。《关于妥善解决群众冬浴困难的意见》也在会签之中。

　　不管怎么说，得益于20多年的经济发展，能够洗上澡的中国人一天天增多。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国有和单位澡堂渐渐淡出，大量外资和民资把沐浴业发展成了一项惠及亿万百姓的服务产业。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洁了起来，卫生了起来，减少了疾病的传播。他们把容光焕发而不是灰头土脸的形象展示给世界。因此，还有什么能比洗澡更能迅疾地改变一个民族的面貌呢?

　　大多数中国人尚难天天洗澡

　　然而，洗澡难的问题要彻底解决，难度仍然很大，大概不亚于发射载人飞船。

　　21世纪初的中国人究竟多长时间洗一次澡?能够每天洗澡的又有多少人?有关数字尚难确定。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首次加入了洗澡设施的内容，结果并不乐观:家庭洗澡等卫生设施较差，使用燃气、电等清洁能源燃料的家庭仅占27.5%。

　　哈尔滨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日前完成哈市住宅状况首次调查，发现只有17%的住宅中有洗澡设施。

　　在河北藁城市丘头镇丽阳村，个体浴池经营者说，年轻人大约一个月洗一次澡，上了年纪的就不好说了。一元钱一张的门票还有人还价。

　　就连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的浙江，也只有12%的农村人口冬天能够每周洗澡一次。在西北缺水地区，人们只是过年时才象征性地洗洗脚，算是“洗了澡”。

　　甚至首都北京也有困窘。市商务局的调研发现，平房社区的老年人、残疾人、失业下岗人员和低保家庭等弱势群体普遍“洗不上”、“洗不起”。另一项调查则显示，北京400多万外来人口，绝大部分人住在不能洗澡的地方。

　　家住红联村平房区的刘大妈，家里4口人，住20平米，洗澡只能到大众浴池。全家月收入1500元，每人一周洗一次，按9元算，一个月也要140多元。“听说浴池门票要涨到25元，那咱们只能在家里接盆水擦擦了。”

　　如果连澡都洗不上，何谈更多的社会参与?一个人连隐私都顾及不得，又如何去争取更多的发展权益?一个全身臭烘烘的市民，又怎么好意思跑到市政府去“听证”呢?

　　高档洗浴中心超常发展

　　作为日常需求的洗澡尚难保障，娱乐功能突出的高档洗浴中心却成为近年的投资热点。

　　1989年底，北京全市营业的浴池仅39家，而目前北京至少有洗浴中心1000家，有的营业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在一些区域，澡堂多过了餐馆。

　　1995年，商人施有毅从日本浴场获得灵感，在上海开办洗浴中心，洗出亿万财产。现在，投资上海高档洗浴中心已成境内外资本热点。

　　一个大连市，就拥有五六百家洗浴中心，高档场所一天营业额超10万元。有人估算，大连“豪华派”洗浴店一年的总体收入在4亿元以上。

　　即使在缺水的西部城市西安，洗浴业也是战火纷飞。东北人携3000万巨资打造的“凯德华”，一天可接待上千名浴客。投资1亿元的“摩登假日”、“恺撒宫”洗浴中心，营业面积近2万平方米。

　　高档洗浴中心多起来，反映出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先富了，开始追求“高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洗浴业作为第三产业，也拉动了GDP，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出路。

　　但是,开始充斥了物欲和贪恋的洗澡水中,也不免藏污纳垢。它也使一些人忘记了,我们还是个还没有解决洗澡难的穷国。

　　始终都要警惕洗澡“祸国”

　　正在中国巡展的“古罗马文明展”，过去7个多月间已经吸引了近30万观众。而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座即将开张的“普罗苑”浴池，正在外墙装饰着粗糙的石膏罗马柱和古罗马风格的浮雕。

　　业主或许不知,在罗马城中残存的石壁上，至今依稀可见“打猎、进浴场、看角斗、寻欢作乐，这就是人生”的字样。

　　许多学者都论及这个超一流的福利国家，最后如何因为全民沉溺于洗澡而衰落。据考证，古罗马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罗马男人的性无能和女人的不孕症，罪魁祸首是过度的热水浸浴和纵酒。而浴场中的淫逸放纵之风也令道德沦丧、世风靡敝。

　　中国洗澡“祸国”的例子也不少。秦始皇的骊山汤“可坐万人”，规模比古罗马浴场还大，阿房宫中流出的洗澡水令“渭流涨腻”。窥浴成癖的汉成帝，开创裸游裸浴之风的汉灵帝,都是坏典型。

　　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澡堂莫过于唐玄宗的华清池，空前绝后的沐浴盛宴，成为荒淫误国的经典。

　　直到今天,洗澡这种摇摆于正常需求和恣意享乐之间的“裸体运动”，仍然让人们不得不审慎从事。民间俗谚称苏州、扬州不宜久居，就是因为这里整日“皮包水”(喝茶)、“水包皮”(泡澡),消磨意志与时光。而在几年前的一次全国政协会上,一位领导人曾言辞谆谆地提醒大家警惕奢靡生活，他举出的典型例子就是“那种半米深的冲浪按摩浴缸”。

　　几年前，江西奉新县“九仙温泉”经常“照顾”当地乡政府办公室开条子介绍来的“领导”洗澡，传为笑谈。有人甚至声称，中国的一些高档桑拿浴房，80%的消费来自公款。

　　现代政治的精髓之一便是平等。俗语说,只有脱光衣服,君王与庶民才没有差别。澡堂因此也就成了一种社会心理象征。若是有一天老百姓一出门,满街的洗浴中心都看得到、洗不起,不知他们心里该怎么想。

　　节水，节水

　　一般人洗一次澡用水约100升，而洗浴业人均耗水量是此3倍以上。在持续缺水多年的青岛，500多家洗浴中心耗水占全市区用水量的十分之一。

　　北京市自2004年8月1日实行的新水价政策，让洗澡问题成为讨论焦点──洗浴行业用水由原来每吨11.2元上涨到61.5元，是宾馆饭店和餐饮业水价的10倍。

　　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及国际公认缺水下限1000立方米的三分之一。北京市发改委解释说，将洗浴行业的水价调高，是为了限制高耗水行业的发展。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柴晓钟表示，目前北京洗浴业年用水量162万吨。据估算，各类洗浴中心每月用水量均在300吨左右，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北京市一家普通居民一年的用水量。老百姓说:“十条胡同节约的水也不够一个洗浴城用。”

　　因此，仅仅是经济增长，似乎不足以解决洗澡难的问题──如果这种增长只是粗放式的、资源浪费型的，而又不考虑人们的内心感受。

　　愿与“上善”形影相随

　　随着洗澡的社会大流行，我们也常常思考，未来的中国人，与他们视为“上善”的水的关系，会更加亲密还是趋于分离?

　　电影《洗澡》把中国社会浓缩于一个澡堂，在那里，凡是过于追求现代文明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出现了精神危机，如那个一心想发财、后来给澡堂装上霓虹灯广告牌的年轻人;如那个和妻子闹矛盾、因心理问题导致夫妻性生活危机的男人;还有那个只有在花洒淋浴下才敢放声高唱西方歌曲《我的太阳》的小伙子，他是象征现代西方文明的角色，也因心理障碍出现了恐惧症。最后他们都在“水”或者说是澡堂的帮助下克服了困难。

　　不管怎样，“全面小康”也好，“科学发展”也罢，应该包含这样的目标，就是让全体中国人民，逐步拥有天天洗澡的条件──而不是过年才洗个澡。

　　又值春节，是不分贫富贵贱、每个中国人都要洗澡的时候了。《望东方周刊》借一位网友的话向读者致以新年祝福:“愿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洗澡水，没有洪水，没有海啸。”文/程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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