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亮跳商海激起体制波澜

　　-本报记者李榛

　　据统计，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26日被国家队除名，短短五个月内，田亮参加的商业活动大大小小近30项。这么 高的媒体曝光率，对一位过惯了多年集体生活的运动员，绝非寻常。物极必反，田亮长期埋头苦练、宿舍食堂训练馆“三点一 线”的“非常”生活，一下子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宣泄。

　　田亮说自己“2004年之前都不会点菜，今年了解了很多东西。比如买机票，知道了去哪里买，知道有打折票，知 道可以积分，知道可以送票上门”，这是一位26岁的大小伙子长年经历的生活！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一猛子扎到娱乐圈 的浑水里去了。

　　宣泄过度就容易越界。田亮被除名，表面上是游泳中心给不服管束的田亮一点颜色看看，其实背后隐藏了利益分配的 深层矛盾。假设真如外界传言，田亮与英皇秘密签了三年1000万港元的合同，这1000万如何分配？田亮不服规定，私 自雇佣了经纪人，等于将中心和总局撂在一边，让其不明就里。而田亮作为“举国体制”下培养成材的运动员，相关部门当然 有权力要求利益分成。

　　“对田亮，总局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体产业董事长魏纪中认为，“对田亮，总局是不得已而为之。年轻人初入社会，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很容易受到利 益的诱惑，特别是在所谓经纪人的引导下。但还要给田亮机会，不能因此就断送了他的运动生涯。”

　　中心对田亮有所投资，应该得到一定收益，这毫无疑义。但是田亮本身对自己的成绩也有投资，比如他付出的时间和 精力。现在的问题是，运动员出了成绩，产生了无形资产，利益如何分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事先用合同制解决。在对运 动员进行投入前，事先签订合同，一旦将来出了成绩，按合同进行分配。否则在法律上很难判定。

　　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不同，必须通过艰苦科学的训练，不断提高运动成绩。如果商业活动过多，势必影响到训练。但 有些经纪人为了追求短期利益，置之不顾，毕竟田亮不是他投资的，将来如何不用负全部责任。

　　但对于总局的某些规定，诸如不允许运动员自己有经纪人，魏纪中也表达了异议。“政府部门不应该直接去管运动员 的经纪事务。如果事先有了契约后，可以委托中介公司代理运动员的经纪事务。不允许运动员有经纪人，就是不允许有经纪行 为，全都要经过你。但政府管理部门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这里就产生了逻辑上的悖论。而且管理中心也不能代表运动员和公 司签约，因为不是经济实体。这些都体现了现行体制上的不完善，还处于转型和过渡阶段。”

　　正确的做法是：订立契约，确保运动员和政府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委托或成立专业的经纪公司操作。

　　魏纪中表示，作为体育总局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体产业做运动员的经纪业务也很慎重，一般不和运动员个人直接接触 ，而是通过管理中心。“毕竟总局是我们的大股东，应该遵循他们的政策。”

　　产权明晰是前提

　　文体不分家，在娱乐圈玩儿过的体育明星不少。王军霞2002年拍过电影《夺子》，张玉宁友情客串《乌龙闯情关 》，傅玉斌在《股市情潮》中演过大款，庄泳参与拍摄了《天生一对》、《侠盗罗宾汉》、《豹妹》等电影，现今在商界弄潮 的李宁也演过功夫片。

　　但中国体育的特殊之处在于持续了四五十年的“举国体制”。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研室主任易剑东表示，中国运动员 的培养，首先从投入的机制乃至于成长的渠道，基本上是“一条龙”，从业余体校到省体工队，再到国家队。运动员自身的产 权不明晰，比如到底要交多少钱给培养机构。甚至，由于没有理清产权关系，运动员也不具备到市场上自由交易的资格。产权 明晰，这是运动员商业价值开发的前提条件之一。

　　另外，体育管理部门的教练和官员在训练、比赛上是专家，但不一定善于开发、利用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尽管各个项 目中心都设置了市场开发部，但缺乏系统的市场运作专业知识和经验，也没有对明星的品牌管理意识。

　　反观西方国家，则不是如此。他们运动员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职业运动员，比如美国的职业棒球、篮球大联 盟；二是来自大学院校的运动员，许多大学设有运动队，运动员有体育奖学金，同时聘请顶尖教练。三是来自业余俱乐部的运 动员。这些选手把运动当成副业，主业根本不在于此。

　　这些运动员平时各干各的事，到了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前，才报名参加国内的选拔赛，进行半年左右的集中训练。 政府的经济支持很少，平时请教练、租场地、买运动器材都是自己掏钱，因此成名后，大量参加商业活动，获取广告费成了他 们补充训练费用的重要方式。这些收入大部分都进了自己的腰包。

　　澳大利亚游泳巨星索普就是如此。雅典奥运会后，索普商业活动不断，就是没下水。相继出任澳大利亚航空、阿迪达 斯、可口可乐等大品牌的代言人，甚至T形台、内衣广告都有他的影子。短短半年，索普的商业价值上升了50%，广告年收 入超过2000万美元。由于频繁参加商业活动，索普的训练计划受到影响，将不参加今年的世锦赛。他的所作所为由于属于 个人行为，没有受到干涉。

　　但在举国体制下，中国运动员则无法如此。魏纪中认为，举国体制虽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阴影，但说白了，其实也 还是实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它只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是过去体育比较落后的国家采取的一种特殊的赶超手段，相当 于科学上常说的“技术攻关”。

　　中国对于竞技体育一直有很高的期望值，这是由于过去的历史情况造成的。建国伊始，要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 太平洋里，最快速有效的就是通过体育。将来这种东西会逐渐淡化，但现在还不行。“严格地说，我们是‘体育大国’，还不 敢说是‘体育强国’。一些项目，像击剑、现代五项，基本没有什么群众基础，还是专业性质下的专业训练。”

　　田亮触雷，说明现行体制有缺陷，在发展上滞后，但只能通过改革逐渐矫正。“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过这一时期， 体育基础毕竟还是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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