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值得关注

　　作者：邓正来

　　中国学术欲发展，就必须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而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中国学术研究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学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因而也是每个国家的学术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问题。

　　但是，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上述一般性的一面，在当下这个复杂的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因而在根本上它会涉及中国学术研究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是学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因此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

　　在中国学术当下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论者们在研究中往往未经批判性的审视，就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

　　但是，首先，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

　　这种实践的展开，还会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学术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一如我们所知，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都规定有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即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的设置甚至是与聘用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对这种制度安排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

　　比如说，第一，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因为批准项目的人员主要来自这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第二，项目的获得意味着项目承担者肯定能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

　　因此，第三，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更容易发表或出版他们的论著。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一方面，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大大超出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而另一方面，获得项目的研究者也往往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够，只得“对付”这些项目，进而致使研究水平下降。

　　可见，那种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在相当的程度上经由在中国未加批判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据此，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知识实践活动中，对中国学术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这个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回应。

　　或许我们的回应不会很有效，但只要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我们的这种努力便能够标示出我们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意识，已然确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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