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北大荒曾经的另类人们

　　2004年，北大荒生产粮食75亿公斤，这个数字意味着可以解决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解放军三军指战员一年的口粮。曾经的漠漠荒原——北大荒，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

　　翻开北大荒的历史，人们不能忘记，1947年、1958年先后来到的14万转业官兵、10万知识分子和20万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山东等地支边青年；人们不能忘记，1968年以

后，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54万城市知识青年，是他们在千里亘古的荒原上，开发建设了北大荒。然而，人们还不能忘记的是，伴随着政治运动而被放逐到这片土地上的“另类”们。

　　丁玲

　　曾写下《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现代著名作家。她和丈夫陈明戴着“右派”帽子，从北京来北大荒。他们安家落户的汤原农场，是当年从上甘岭下来的十五军转业军官“初战荒原”的地方。

　　1959年冬天，农场让丁玲担任畜牧队业余文化教员。大作家当“扫盲”教员，颇有讽刺味。但丁玲却看得很重，她根据家属妇女都是成人的特点，自己编写教材。她写过一篇课文叫《小黑猪》：“小黑猪，是个宝，猪鬃猪毛价值高，猪肉肥美喷喷香，猪多、肥多、多打粮。”她还把大家学过的生字或单词写成方斗，贴在大家工作、劳动、休息的地方，她说这叫“抬头见字”。仅仅一个冬天，就有十多个原来目不识丁的妇女家属能读书看报了，有的还能提笔写稿写信。畜牧队为此被萝北县评为“扫盲”先进单位。县里听说扫盲教员是个大右派，就没给丁玲发奖状。

　　1961年，陈明摘掉了“右派”帽子，丁玲没摘，。她悲喜参半，自己仍默默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个早年在延安窑洞里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并赠《临江仙》词一首的著名女作家，在忍辱负重的艰难中，在北大荒一呆就是12年！

　　那是1970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从北京军管会来的几名军人，在宝泉岭农场用手铐将她和陈明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老两口在各自单人牢房里受监禁，近在咫尺，却不知道蹲的是同一个监狱。1981年7月，她和丈夫陈明曾重访北大荒，回到原来劳动过的农场，探望当年患难与共的荒友。

　　艾青

　　另一位文化“流人”、著名诗人艾青也是以“右派”的身份来到北大荒的。年近半百、身材高大的艾青当年担任八五二农场林业分场副场长，他是唯一挂了领导职务的“右派”。到职时，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专程赶到农场给大伙介绍：“你们要像尊重其他领导一样尊重艾副场长。他在延安时就是名人了。”将军把脸转向艾青说：“你是诗人，不要忘了你是耍笔杆子的。要多积累素材，多反映英雄开发北大荒的事迹。”当时艾青只是对大家躬腰：“我一定好好干，至于王部长说的大诗人的桂冠，请同志们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大家是了解我的心情的。”

　　此后，诗人每天都默默地干他的活。休息时，他有个习惯动作：右手闲不住，不是在腿上划着，就是在地上写着。1959年底，艾青把王震给他的一封信给了示范林场的领导。王震在信中说：“他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问艾青愿意不愿意同他一起到新疆去一趟？林场领导见艾青愿意换个环境，去新疆开拓新视野，挽留不住，只好让他走了。

　　艾青在北大荒呆了12个月。时间虽然短暂，但，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用稿费给林场添置了发电机、圆盘锯、扩大器、话筒、电唱机。每当人们看到偏僻的林场里那大放光明的电灯，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音乐，以及隆隆旋转的圆盘锯，都会回想起诗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在林场写的那首未曾发表的长诗。

　　聂绀弩

　　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杰出杂文家。戴上“右派”帽子的经历似乎非常奇特。当时，他并没有发表什么右派言论，也未写文章，连人也不在北京，就被文化部揪了出来。1958年7月27日，聂绀弩与其他“老右”们乘火车离开北京，30日到达虎林，然后分配到850农场四分场二队。正是“八一”建军节前夕，这位早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人就随大队人马下地割麦了。

　　那年冬天是零下三四十度的大冷，大家都在外面劳动，只是体念老聂真老，让他经管宿舍。曾是高级干部又是步履艰难的老人毫无御冬知识，身体虚弱，老眼昏花，怎么能烧炕取暖拨弄火呢。竟不慎失火烧掉宿舍，进了班房。

　　不久聂绀弩被放出班房，并且到了《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

　　有一次，大伙谈到他因烧炕起火进了班房的事。七嘴八舌，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又坐了共产党的牢，不觉感慨万千。聂老听了，幽默地说：还是共产党的好！大伙不解地问：为啥？他笑吟吟地说：他进虎林监狱那阵，正赶上新年、春节一起过，每人发100个饺子，作为两个节日的伙食改善。他年老体衰，食量很小，这100个饺子，使他连续改善了好几天伙食。所以嘛，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好嘛……接着，他又引出另一段“幽默”来：刚进虎林监狱，狱方为照顾他身体，又不让他参加重体力劳动，叫他给犯人们烧炕。他听了，婉言谢绝：不能再干了，我正是因为烧炕烧了房子进班房。如果再让我烧炕，烧着了房子，又要进班房了。可那时班房也烧了，连牢也没得坐了……

　　丁聪

　　著名的漫画家、原《人民画报》社副总编，“反右”时他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运动高潮已过。谁料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还是敞开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加上他的好友吴祖光“二流堂”集团的牵连，换来了一顶“右派”帽子。

　　他来到北大荒先后参加了两个水库的劳动，先是“五一”水库。后是云山水库。他说：“真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劳动强度相当大，铲土运土，抬土上坝，来往穿梭。好在我那时才四十岁。身体比较棒，拼命干活，也就把心里苦闷的事丢在脑后了。别看我当过画报社的副总编，大小是个官；但，我生性随和，爱听旁人指挥。在单位，听从领导指挥。在家也得听从领导――我妻子的指挥。只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说了算，那就是画画。这是我的命根子，我一生的追求，即使戴上‘右派’帽子，我仍执著地画，怕荒废了。临来北大荒，我偷偷带来了一卷日本宣纸，塞在箱子里，生怕旁人、特别是领导上发觉。空闲时，我就背着人偷偷地画，或者追记工地劳动时的场景和人物。说来好笑，那时画画就像搞地下工作。为了画画，需要一把尺子，哪有呀？我就想办法，搞代用品，就像当年搞‘代食品’一样。我把腰间的皮带解下来，小心翼翼地在上面划了一道道刻度，表示各种长度；这样可以派用场了。平时不用，就是腰带，一但需要，就解下来，比尺子还方便，旁人也发觉不了。”

　　云山水库竣工后，丁聪被调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同聂绀弩一样，丁聪也是一名特殊的编辑：戴“右派”帽子的编辑。刊物的封面设计、插图、刊头、补白、画版样……所有一切美编的活，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样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对一个曾经是著名漫画家的大主编来说，显然是大材小用，个中滋味是不好受的。他却慢条斯理地、不慌不忙地，而且是笑咪咪地全力以赴。当时，印刷厂仍在密山，刚建成的密山至虎林铁路行驶着淘汰下来的闷罐车，冬天不保暖，生着火炉。丁聪穿着黑棉袄，头戴狗皮帽，总是风尘仆仆地赶火车，在密山与虎林之间来回穿梭。

　　吴祖光

　　著名剧作家，又一名文化“流人”。这位“神童”1949年得到召唤，从香港回到北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投入新中国的怀抱。1951年他与新凤霞结为伉俪。不料6年之后就遭到了厄运，并殃及全家。新凤霞因为拒绝和吴祖光划清界线，被扣上了“内定右派”的帽子，因为当时剧院靠她演戏，公开的右派不能演。她一出台就满座，每场戏演完，观众鼓掌叫好。而她谢幕后已经脱下戏装去倒痰盂、刷厕所了。

　　1958年早春3月，吴祖光告别了妻儿，随同国务院直属各部、委、局的六百多名“老右”，乘坐“专列”，沿着十万官兵的去向踏上了被驱逐的道路。

　　不久，农垦局组成了文工团，搞了一个反映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事迹的大型话剧，当时从“右派”队借来两位名人，其中就有吴祖光。吴祖光看了话剧《北大荒人》的初稿后，提了很多建议，是行家里手的有识之见。可是，有人却以“人性论”、“人情味”否定了他的建议。吴祖光只是苦笑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1994年8月，吴祖光来到了当年劳动过的“右派队”――现八五三农场二分场六队。当年“右派队“的遗迹已荡然无存。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排排红砖房、林带、砂石路，以及缀有假山、雕塑、花圃等美丽景观的队部。惟一能找到的就是水泥晒场边上那方架着油罐的土台。一路上，吴祖光为参观访问的单位和老荒友留下了宝贵墨迹。写得最多的是“生正逢时”四个字，笔走龙蛇，满纸淋漓。这本是一句成语：“生不逢时”。经他改动一字，内涵显得丰富而深邃。

　　当年曾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 “流人”队伍，名人汇集，除了丁玲、艾青、聂绀弩、吴祖光、丁聪，还有尹瘦石、胡考、黄苗子、李景波、郭允泰、关剑痕、杨角等1500多人。命运残酷地打击了这批文化人，但命运没有将他们击倒。他们用双手在荒原上建起一座座以“右派队”命名的小村庄。有的劳动了一个时期之后，抽调到有关单位，发挥一技之长，而大多数则在基层劳动，向地球开战！他们一路踉跄，然而他们一路都在前进。他们不仅在黑土地上洒下了艰辛的汗水，也为北大荒的文化事业付出了心血，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北大荒不会忘记他们，黑龙江人不会忘记他们。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永远是垂挂着的日月星辰。(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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