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多享用了教育增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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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02日15:34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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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言简意赅地概括今天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模式，一线的一些校长可能会这样回答：分数＋金钱。 撰稿／李宗陶(记者) 就在徐安琪女士作“抚养一个孩子得花多少钱”的抽样调查，并发现“教育成本比重
他听到的一本账是，譬如：当地四口务农之家，12亩地，一年能收入5000元钱，只能供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上学 ——这还是以当地农村最好的家庭、按最高产量和最高粮食收购价计算的结果。 何永振是肩负着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十五”课题西行的，调研主题是：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它指向的，是当下社会 的一个焦点问题：教育公平。 事关公平的入学机会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就是公正或公平。他认为，公平必须满足两个原则：1.平等原则；2.差别原 则。前者是指公民的平等权利，后者是指在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它由不同个体在知识、能力、社 会关系、文化背景以及各种境遇的差异所决定——给予特别的保护与照顾。 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教育公平的诸多理论，如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柯尔曼的“教育机会均等”论等 相继诞生。虽然它们各不相同，但都揭示了遮蔽在社会现实中的教育特权。 美国学者安德森提出了一个量化指标：如果农家子弟在同年龄人口的小孩中占60％，同时也在一所学校中占有60 ％的席位，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公平的分配。基于此，目前教育机会均等的一般含义是指：各族群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在总 学生数中所占的比例，应与各族群在同一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等。这也是当今衡量“教育机会均等”的评价标准。 这里有这样一组数字：1997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08％，但农村学生占高校在校生的48％。 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19％，位居世界第一位。这是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在教育数量和 规模上扩张的结果，这一“跨越式发展”教育部长周济语，使中国提前8年、在2002年就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门槛——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际指标是：在校大学生占18岁-22岁适龄青年的15％以上。可以接受高等教 育的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如果一个社会在发展中进步，那么各种资源的增加是必然的，是毋需刻意关注的。需要刻意关注的是这些资源如何 分配，以及分配是否合理。”这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也是中国目前一批 关注教育公平的学者考量现实的基本起点。 2002年至2004年末，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带领北理、人大、北师大3所高校的10 多名研究生，从收集整理历年可公开的数据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1990年以来的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进行考察。结论之 一是：城乡差距有所改善，阶层差距仍在扩大。 改善中的城乡差距 我们习惯于用“中国八亿农民”来对应“大都市里的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乡村人多，城里人少。古时，乡村 人要改变身份乃至命运，会有不少人选择一条这样的艰辛之路：寒窗苦读，进京赶考，金榜题名，荣归故里。到了现代，即是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今天的高考，虽未见得能整体性地改变命运，却能局部性地改变人生轨迹。 从“文革”后高考恢复正常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高考报名人数一直高于城市。但1999年扩招之后，城乡 报名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9年，城市报名人数的增幅是农村的4倍；2000年，是3倍多；2001年，首次出现 了城市考生数超过农村的现象。 从2001年开始，教育的城乡差距显示出统计学意义上的下降趋势。杨东平教授这样解释这一拐点出现的原因和实 质：与以往绝对数量上升的趋势不同，2001年中国农业人口不仅比例在下降，绝对数也少了100万；2002年又急剧 减少了1000万。从宏观上看，近年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在缩小。 这一“显在”改善的含金量是多少，是又一个值得探询的题目。它同时提示我们，应该去看一看这些数字新闻背后的 数据模型。 调查者没有回避总量增长之后隐性的城乡差距：总量的、宏观的不均衡性，正在转移为隐性的、深层面的城乡差距， 主要表现在城乡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分布格局。 正在出现的分层大致是这样的：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 较大份额，农村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同时，也集 中了相对多的高校贫困生。 贫困生现象 与徐安琪沪上调查的某些见闻一致，入学机会的调查使得人数不少的贫困学生群体浮出水面。 教育部的估计：目前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的学生约占总数的20％，特困生比例在5％-10％。但在西部地区的 地方院校，贫困生的比例有的高达50％以上。 以2004年普通高校在校生约1528万人计，贫困生约为300多万人，特困生约为130万人左右。 贫困学生出现往往由两方面决定：内因是本身就比较穷，外因是自1997年高校全面实行缴费上学起，每年的学费 不断攀升。 1993年至1997年，学费增长率为27.65％； 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平均学费2769元，比上一年增加40.3％； 2000年，在1999年的基础上又提高15％，有的地区达20％，平均学费超过4000元。此后稳定了几年 。 2004年是近年学费调整最大的一年，比2003年增加15％-20％，在3000元-8000元左右，重点 学校和热门专业则高达万元。 加上住宿费、生活费，本科4年要花6万元左右。一般高校大学期间的费用也要4万元左右。对于低收入的城市居民 和贫困农民，这是一个重负。在一些地方高校，大学生拖欠学费的情况日益严重。 数据显示，从1999年开始实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截至2004年3月，在188.6万申请人中，发放了85.5 万人；申请总额140.4亿元，实际发了69.5亿元，两个指标均不到一半。2003年助学贷款进入首批还贷高峰，违 约率接近20％，国家由此调整了助学贷款政策。 杨东平认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在缩小，却远未真正解决。“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农村学生能否上大学 ，也要关注他们怎样在上大学”，他说。 理论界早就将这层意思命名为“教育过程的公平”，但它至今仍停留在“一个概念”的阶段。 扩大中的阶层差距 如果要言简意赅地概括今天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模式，一线的一些校长可能会这样回答：分数＋金钱。不仅是大学， 如果连贯地看待一个人受教育的全过程，这种模式可以向前推进至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 分数是直观的体现，金钱则由家庭背景决定。而父亲的职业是家庭背景的表征之一。 据2004年对北京3所不同类型高校429位本科生家庭背景的抽样调查，显示父亲职业的分布大致如下：中高级 管理技术人员的子女集中在优势高校，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子女更多集中在普通高校和大专院校。 透过数字可以总结的是：在不同学历层次，具有较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阶层都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 首先表现在高考录取分数上。解剖北京某高校2003级学生的样本，可以明显发现，收入较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 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子女，从高到低排序如下：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这 与他们收入水准恰好相反。 上述样本中，不同家庭经济背景学生的平均分，热门专业的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20分，冷门专业相差37.4分， 艺术类专业则相差318分。分析是：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中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子女享受了最大的录取分数差距，甚至可 以低于平均分122分进入热门专业、低于平均分247分进入艺术类专业；另一受惠阶层是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私企阶层， 在艺术类招生中，他们的子女能够低于平均分135分被录取。 而在特别能够显示家长社会关系和经济能力的艺术类招生中，农民家庭子女享受的“优惠分”为零。 调查同时揭示出一种趋势：以高校学生家庭经济背景为表征的不同阶层入学机会差距正在扩大之中。-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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