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１５”：去伪存真的成本核算

　　政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 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撰稿／高小勇

　　像年年的春运一样，年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大概都是我们还要反复经

过的日子。

　　这些大抵都是中国发展的烦恼。春运，是市场主要通过火车在大规模配置民工这种生产要素，经年不息地在熨平着各 地发展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差异的缩小，民工奔波将不再这样汹涌，呼吁加强铁路投资可能都是部门短见，中国的 市场会像美国那样更多地依赖公路运输而不是铁路运输)；而年年的“3·15”呢？年年对制假造假的打击，对消费者华而 不实的仪式性保护呢？我以为这个节日的寿命会比春运长久，因为这类烦恼比春运来得更深刻、更复杂，也更顽固许多。

　　真假生产的选择

　　每年的“3·15”，是政府为保护消费者所确定的节日。在这一天，将一些涉案者揭露示众，震慑制假造假者，举 办一个“保护”仪式。不过仪式本身表明，有不少的人选择这种假的生产。如果人少，容易甄别，就直接稳准狠惩治就行了， 年年搞这样的“节日”仪式成本就太高，各地政府出击，电视主持人表演愤怒和欣喜都是代价。只有在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相对 多，甄别费用大，采用“节日”来震慑才经济。

　　事情的道理跟“严打”相似。记得是前两年，西南财大的法学院院长跟我聊经济学，用他们那个行当的故事。说每年 的“严打”是相对经济的。他说，中国人多，市场经济使人的流动性很大，仔细甄别犯罪的成本之高，我国财力根本支付不起 ，通过“严打”来震慑犯罪，是比较经济的。

　　制假造假需要年年固定个“节日”来震慑，是不可以将它看成为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怪癖，或有一部分人特别坏的。 他们也是理性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是在约束下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理性人。问题只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使他们通过制假造假来 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做出反市场伦理的选择呢？市场经济的伦理是互利的，单方获利单方受损的市场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损人 利己的市场也不会长久存在的。

　　我猜，制假造假可能是市场发育过程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稀缺所致，可能是市场成长的代价；假设企业家和企业家 知识与制假造假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的真假，是有成本不同的。对有能力把握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企业家来说，选 择假的生产代价是很高的。而对于没有企业家知识的人而言，真的生产对他们而言成本就无穷大，而假的生产——制假造假的 代价就小许多。如果没有能力又对生活期许过高，怎么办呢？制假造假往往成了这类人的选择。

　　撇开道德伦理和感情，冷静去看，这类选择与中国选择制造业和印度选择软件业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为何干制造 业，因为对人力资本要求相对不高的制造业能容纳更多人就业，中国制造业因此在世界上也获得了比较优势。

　　印度人为何做软件合算，有很多人讲是他们说英语，降低了他们和发达国家做软件的学习成本和交易费用。我觉得是 道理，但这个约束条件似乎并不是决定性的，刻画经济环境并不一定准确。我以为他们这个选择跟印度政府有关。印度政府很 长时间以贪污闻名于世，“印度之路”这个词汇就是经济学界为概括印度政府的贪污而发明出来的。

　　软件和软件外包的交易大都通过网络进行，物流不像一般商品那样需要在传统的物理空间里展开，是隐形的，这就避 开了官员的贪污，或者说增加了官员贪污的成本——挣这种钱需要新的知识才行。这样一来，印度软件业比其他行业的成本相 对就降低许多，因为在技术上避免了许多政府贪污的成本，于是印度软件业就脱颖而出。

　　中国不少人制假造假，需要全社会的道德伦理批评和法律惩治。然而，如果从选择行为看，从条件看，我们或许就不 会仅仅是年复一年地重复低水平的谴责和愤怒，还会有相关知识的长进，还可能找到消除社会不满意行为的更经济的办法。

　　经济学对许多社会现象都从人的选择角度看，分析什么条件让人做了这样的选择，或推论人将做怎样的选择。如果大 家不满意这些选择行为，就去改变产生这类选择的条件。经济学是拙于道德批评和好坏褒贬的，这就是大哲学家罗素讲的科学 的不圆满。

　　企业家知识与制假造假

　　几年前，国内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对我说，他要从美国引进一种什么东西，大致是“企业家超市”。他跟我商量，要在 北京和上海找一家大房地产商出房子入股，引进美国许多创业计划，把这些计划像商品一样在超市里陈列，让人选择。

　　我记得，他列举的都是如何创办小企业的知识和计划，比如侦探社如何办、拳击训练班怎么搞，美容理发店怎么做等 等。听他讲，他还拉了现任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入伙，希望亚行帮助支持。

　　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是一往情深的。听他讲，这么干，就是要培养许许多多小企业家，解决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和企 业家精神稀缺的问题，而有了更多的人创业创新，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就业。很遗憾，由于许多约束条件，事情竟然就无疾而终 了。

　　我说这件事是想说明，对制假造假而言，政府还应该做许多工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 同时政府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报载，东北某地一企业家原来的生意不景气，又发现新的需求，即在饭店喝 醉的人需要把人和车送回家的服务。但是，由于把陌生人和他的财产送回家这种生意需要极高的信息费用，得让这类消费者放 心交易才能兴旺起来。

　　那个老板找到工商局和公安局，要求在他原来的营业执照上增加这项服务，结果被两家部门拒绝。从经济学意义上讲 ，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减少市场发育和市场运行的费用，为节约市场本身节约不下来的费用而存在的，如果这种事都不做 ，增加了真的生产和服务的成本，那么我们又如何指望假的生产减少呢？

　　中国从计划经济脱身而来，这种体制本身是窒息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什么人呢？是能从生活中发现 社会潜在需求和供给的人。这种人与市场是互为因果的。市场发育慢意味着企业家少，因为企业家知识是天天在市场中习得的 ，而不是在围墙里的大学所能学到的，后者的信息和知识只是前者并不准确的模拟。比尔·盖茨大学也没毕业就下海了。

　　另外有调查也表明，温州的企业家文化程度都不高。官员和文人因此有了企业家要提高素质之说，其实讲这些话只是 表明他们自己要提高素质。企业家的素质高低在于他有多少真实世界的市场知识，而不是琴棋书画。政府需要真正生产的企业 家，减少制假造假，重要的事情还是加紧发育和维护市场自由，减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成本。

　　如果真正的生产成本过高，就不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做企业家，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假的生产，选择制假造假。因为假 的生产是不需要多少企业家知识的，当然也不需要为这种知识支付学习成本，没有企业家知识，而又不愿打工，对生活满怀过 高期望的人，自然要做这种代价较低的选择。制假造假严重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政府为打击这类行为也耗费着社会资源，也 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发育的成本。

　　当然，真实世界的事情比纯粹是套套逻辑的理论要复杂许多。正如前面所说，制假造假并不仅仅是道德缺陷所致，主 要还是我们企业家知识缺乏的一个后果，因此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制假造假、盗版模仿，并不全都是损人利己的事。

　　一些假冒商品市场的长期存在，也说明它有满足市场需求的一面，有增加就业、增加个人和一些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面 。去年我约请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国家发改委研究院的专家，给西部一个城市做软件外包的可行性报告。专家建议这个城市是否 创造一个打击盗版的小环境，以吸引外包业务。

　　市长很冷静，说要比较一下外包的收益和打击盗版市场的成本再说。我想，这位市长权衡的是：外包创造的需求，有 无可能、在什么时候替代盗版所创造的现实需求。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务实精神。

　　可以大致推论的是，中国市场的发育和企业家的生长现状，意味着“3·15”这个节日还会举办好些时间。化悲痛 为力量是理性的态度。(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制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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