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聚焦：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体现社会进步

　　关键词：司法制度

　　主持人：张天蔚(本报评论员、评论部主任)

    嘉宾：周汉华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办公室主任、中国法学会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精彩片段

　　-最高人民法院考虑收回死刑核准权，以及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进行的反思和探讨，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司法独立需要一整套制度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作基础，并不是“谁都不管”就是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剥离需要时间

　　-关于死刑复核权

　　张：咱们今天的谈话，就从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与上缴开始。在这次的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将死刑的核准权收回。从当初最高法院将这一权力下放给地方高院，再到今天考虑将其收回，这里面经历了一些思路和情况的转变。

　　周：关于死刑，毛泽东在50年代就提出要“少杀、慎杀”。在很长时间内，这一原则都贯彻得不错。但是到了80年代，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社会治安也随之出现了问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最高法院的人力、物力有限，面对骤然增大的死刑核准压力精力不够，因此，做出向地方法院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处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况。另外，在当时社会各界对于法制和人权的认识，也并没有今天这样深入和充分，因此，在当时也并没有提出关于尊重人权和生命权等观点、概念。

　　而现在，最高人民法院考虑收回死刑核准权，以及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进行的反思和探讨，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学界、媒体对人权观念的宣传、呼吁，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国际间的“接轨”，也是重要的背景。从大的背景来说，死刑在《欧洲人权公约》中是被完全禁止的，欧盟向土耳其提出的加盟条件中就有一条是土方承诺废除死刑。因此可以看出，死刑与人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对生命权的愈发关注。

　　张：我注意到在这次收回死刑审核权的动议中，有一种方案是最高院在全国各大区设立分院，以缓解最高院压力过大的问题。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曾经提出过的设立大区法院的改革设想，这两种设想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

　　周：据我所知，这一方案已经被否定了。而且就我本人而言，也不同意这样的方案。设立大区法院，是以打破法院的属地化管理、摆脱行政干涉、实现司法独立为理由的。但在目前法院自身体制就高度行政化，而且集司法审判、执行，甚至部分立法权力于一身的情况下，离开地方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法院体系更有可能形成一个内部高度封闭，又高度行政化的系统。司法独立需要一整套制度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作基础，并不是“谁都不管”就是司法独立。

　　-关于司法独立

　　张：目前的体制下，地方人大和行政系统，对法院既有干涉的一面，也有监督的作用，如果没有这套监督机制，公众可能更会质疑司法的公正。

　　周：真正的司法独立，在于法官的独立断案，但监督也是永远需要的。现在在一些国家，一旦有证据证明法官贪污受贿、枉法判决，他就会被弹劾，舆论和其他社会力量也会行使监督职责。而我们现行的这种组织化的监督机制，一定会退出历史舞台，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我国目前的司法权附加了过多非执法职能，同时司法体系又高度行政化这两个前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将它从现有监督体系剥离出来，是很不恰当的。任何改革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现实，法律也不能成为与具体社会实际相脱离，封闭在自身逻辑和法条中的悬空的体系。

　　-关于“变法”

　　张：目前，我国的法律主要源自西方，却又有从革命时期法律传统中继承的部分；既受到国际环境很大的制约，同时又和我国的传统有如此大的冲突，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变得格外复杂和艰难。

　　周：你所说的，正是目前被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实现法规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而中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变法”国家，我们可能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法治建设过程；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为此时已经有了一个较先进坐标系作为外在基准，而内部又存在一个落后，甚至不愿向新体系转变的社会阶层，和一个与现代法治存在巨大差异的传统。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冲突，并由此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转型期，如何解决它，是目前我们的立法者、法学工作者要探索的，要时刻保持一种高度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变法”模式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照搬先进的法律，甚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司法制度和体系，但是这种体系极有可能会与我们社会现行的经济、政治结构脱节，产生不协调。

　　目前的法治建设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两个体系之间的对峙、协调与平衡的关系，都是在社会互动中前进。

　　相关专题：2005年全国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