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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后现代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15日17:37 时代人物周报

  -程 巍

  西方的观光客来中国旅游,大抵带着文化人类学家的心态,那就是到这里寻找在现代化的西方业已消失的前现代化场景。他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携带着最现代化的野外生存装备,离开对他们来说已经现代化或西方化的中国城市,前往中国最原始或最落后的区域,因为那些地方现代化的痕迹最少,据说是地球上所剩无几的未被现代工业和商业所污
染的淳朴地区。

  可惜,即使在那些地区,他们也开始感觉出一种可怕的现代化热情,例如这里或那里突然冒出一座工厂,例如乡民们家里也零零星星出现了电视机。于是,西方观光客诚恳地对中国人说:“千万别走我们西方已经走过的那条路。”

  听到这句话,我们可能感到一丝

  安慰,因为一向以理性自居的西方居然承认在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之外还有另外的模式。不过细一想,这里所说的“另外的现代化模式”其实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如果说存在一种现代化模式的话,那除了是西方模式,还能是什么别的?至少,定义现代化的指标,如大工业、市场化、官僚制等,都是西方意义上的。此外,现代化还意味着财富的极大增长,而西方正是通过工业化才达到富裕社会的。

  既然现代化意味着财富的增长,那对原始地区而言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为何反倒使西方观光客感到不幸?这些观光客生活在西方,生活在现代化提供的种种便利之中,然而,出于某种古怪的性情,或受了一种名为“政治浪漫主义”的政治哲学影响,他们居然认为返回到前工业社会,才是人类的出路。其实,没有现代化提供的交通工具,他们甚至来不了“前现代”地区。

  他们不仅是文化人类学家,还是充满怀旧情感的美学家。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前现代地区的贫困景象,而是贫困中体现的一种质朴的美。那些荒凉的山峰、没有人烟的河滩以及只有野兽出没的森林才可以被摄入照相机的镜头。他们并不想改变这些前现代地区的面貌,因为这与文化人类学和怀旧主义美学的宗旨(“不干预自然过程”)相冲突,此外,或许最关键的,他们并不生活在这里,不用亲身经历这里生活的艰难。

  我想以一个真实的经历来结束本文:我的一个德国朋友来北京,让我陪他去胡同看一看。当我们走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时,心情很不一样:每看到墙壁上用白浆刷的“拆”字,我就感到振奋,如同看到未来的废墟上耸立起了又一片现代楼群,他则神情沮丧,说你们中国人太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了。他的目光流连于那些低矮的灰墙、油漆剥落的院门,对我说:“要是我生活在这里,就太好了。”我不想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当他提出想“方便”一下时,我指着附近的“公厕”(胡同里常见的“茅坑”),对他说:那就是。他走过去。我估计他很快就会回来。果然,还没进门,他就被一群苍蝇轰了出来。他怏怏对我说:他们应该在厕所里安装抽水马桶。我回答说是,并补充说:“还应贴上瓷砖,装上烘手器,最好还有除臭剂——不过,朋友,那这就不是胡同厕所了,而是现代化厕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光甫 创新开启平民银行之路

  -高超群

  20世纪初,现代银行落户中国。但当时的银行在储蓄上极度依赖官僚权贵,在放款上则热衷于地产和证券投机,与民众的生活无关,与工商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太多瓜葛。直到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诞生,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

  上海银行被称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的商业储蓄银行,其灵魂是创办者陈光甫。上海银行成立时,投资号称10万(实有8万),股东7人。十里洋场,豪门似海,这个自称“平民银行”的新来者简陋得近乎寒酸,那时候创办的商业银行,资本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有25万元。

  当时的中国被分为两个阶层,就像两个独立的小王国,银行基本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财富在他们的圈子中自我循环。陈光甫决定开一个以普通百姓为服务对象的“平民银行”,他要把根扎在更深的土壤中,消灭这个国家里两个割裂的小诸侯,因为一座“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起码要为银行业寻找一条生路。

  陈光甫以“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为行训,率先开办一元钱存折(一元钱即可开户头),创办小额储蓄,还开办了各种利于市民的储蓄项目。陈光甫的创造还有:首先在银行设立调查部;第一个开出旅行支票;第一家办理铁路押汇业务;在私营银行中最先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还创办了中国旅行社和中国第一家信用保险公司。

  正是这些做法,使银行不再是资本游戏上演豪门恩怨的道具,它脱离了特权阶层的控制,不再受那个圈子喜好和习惯的摆布,拥挤在银行大厅里微不足道的泥脚杆成为上海银行的忠诚客户和衣食父母。也正是这些泥脚杆,把上海银行的储蓄存款额从1915年的57万元增至第二年的3244万元,1937年更是达到两亿元,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十分之一,在民族资本银行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陈光甫传奇般的创造生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是谁给了他勇气、智慧和胆量?又是什么使他不知疲倦、义无反顾地往前闯?他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当帝国的斜阳在紫禁城上空消失以后,“金陵王气黯然收”,哈姆雷特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生还是死”,“文明还是野蛮”,这就是近代中国人面临的处境。

  “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一个伟大的民族就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而变得苍老!”在遍布荆棘的道路上,唯有创新,重新打下文明的根基,才有可能找到出口。创新的人就像尝百草的神龙氏,他们面前没有路,没有人,只有一片未知的荒漠。他们走过,留下了路,留下了或许还有些粗陋的建筑,也留下了希望。

  (作者单位:社科院经济所)

  了不起的5美元

  -李北方

  1914年1月12日,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天5美元,相对?

  诖饲捌骄刻?.5美元的水平,整整翻了一番。90多年前的5美元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要知道,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不过440美元而已。

  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来描述老福特这个决定引起的轰动。找工作的人在福特公司门前排起了看不到尽头的长队,福特公司的旷工率从10%降到了0.5%,工人们开始以在福特工作为荣,在休息日还要将公司的徽章别在领带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福特的员工那样拥护这个做法,其他汽车制造商骂他是叛徒,说他会毁了整个汽车工业。舆论则一致认为,老福特“疯了”。

  老福特的这一决定开创了最低工资制的先河,在我看来,这是他辉煌的一生中最值得称道之处。这位商业巨子毕生的追求是让每个美国人都能开上他的T型车,为此他不断压低T型车的售价,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他朴素的初衷是,如果连生产汽车的人都买不起汽车,还指望谁来买?如果没有人买得起,他造的汽车卖给谁?

  可惜,不是所有的美国资本家都有老福特这样的远见。处于大萧条前夜的美国,正经历着历史上贫富分化速度最快的阶段。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工资的增长严重失调,1920年至1929年间,美国工人生产率上升了55%,而他们平均工资水平的增加却只有2%。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5%的人掌握了美国三分之一的财富,绝大多数的家庭在温饱线上挣扎。

  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了需求的严重不足。占人口绝大部分的穷人没有能力购买他们真正需要的产品,而少数富人则早已应有尽有,不能为总需求的增长做什么贡献了。这就仿佛全部血液都集中到了身体的某个部位,造成其他部位严重缺血,最终整个身体都会坏死掉。1929年10月,大萧条爆发,虚假繁荣破灭,整个资本主义几乎被摧毁。

  1933年,罗斯福入主白宫,他为拯救濒死的经济所烧的头几把火就包括推动国会立法,确立最低工资标准,将老福特开创的先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此后,美国一直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调高最低工资水平。

  针对中国部分地区在试行最低工资制,大师张五常去年曾撰文批评,称福特公司几乎在大萧条中倒闭,原因一是T型车的不合时宜,另一个就是最低工资。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相反,如果美国早些年强制推行最低工资制,美国的贫富分化就不会那么严重,大萧条或许就可以避免了。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老福特那5美元的意义。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富人阶层,但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的财富掌握在大多数普通人的手中,只有这样,整个经济才能健康地运转下去。富人们应该认识到,与为你工作的人共享财富,不是慷慨和施舍,而是你继续富下去的前提。

  今天来重温老福特的这句话,仍然是必要的:“正当的工资不是一个人愿意获得的最低数额……是劳动力购买者能够持续支付的最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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