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人大代表卧底反腐论可以休矣　

　　作者：刘洪波

　　“两会”上的新奇建议，真令人有耳不暇听之感。湖北代表赵咏秋提出“应立法明确可用线人和卧底反腐”，又算其中的一项(参见3月14日《新京报》)。

　　赵代表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只能依据举报进行事后调查，而没有被授予进行过程监

督的特殊职能，这使得取证变得困难；同时腐败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腐败分子的反侦查技术也在提高，而纪检监察部门办案手段滞后，只能靠一支笔、一张纸、一部相机，所以应提升纪检监察职能。

　　尽管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但两者并不全然相同，纪检是党务机构，监察是政府机构。赵代表向人大提建议，要求“提升监察职能”，是合适的；要求“提升纪检职能”，就不合适了，党务机构的职能应由政党自身去解决。我曾读到一篇报道，洛阳一些教师举报学校领导违纪行为，他们认为纪检机关处理不力，要去法院告其“不作为”，结果发现没法告，纪检部门不具备诉讼主体地位。而监察机关则是可以成为诉讼主体的。

　　虽然，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了许多腐败案件，但严格地讲，涉及刑法的腐败案件的查处，由国家检察机关完成，纪检监察是党纪、政纪的检查和调查部门，而非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他们对违纪案件中的触犯刑律的那部分案件要“移送司法机关”去处理。这一性质十分清晰，如果“提升纪检监察职能”，赋予其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的权力，使之成为腐败案件的侦查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又如何定位？

　　我注意到，“立法明确用线人和卧底反腐”的建议被报道后，网上反应可以说相当热烈，多数认为是好建议，认为惩治腐败应该“无所不用其极”。这固然表达了对腐败痛恨，但为什么惩治腐败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呢？该“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方多着哩！哪样工作是不重要的，食品安全执法重要，查处违法经营重要，质量监督认证重要，惩处偷逃税款重要……是不是都需要“使用线人和卧底”？那样一来，国中真要“侦骑四出”，人人可以为“线人和卧底”了。

　　“线人”、“卧底”只是口语，而且是境外来的新口语。倘若要搞个立法，“明确可使用线人和卧底反腐”，就这样写出来，是不是有点怪异？现在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使用过“线人”和“卧底”这样的词语，事实上这两个词从来不曾出现在任何正式文件之中。

　　公安机关中，“线人”往往称为特勤，“卧底”怎么称呼，我还不知道(“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这种事老早就有的，大概也总得有个称呼)。赵代表的建议原状如何，我们无法得见，报道使用的“线人”、“卧底”，是否在建议原稿中出现，也就不得而知。想来代表的正式建议，不太可能是很不规范的说法吧，建议原件是怎么表达“线人”和“卧底”这两个概念的，报道对此没有交代，真是使人失之交臂。

　　现行法律中不只是没有使用过“线人”和“卧底”这两个词语，甚至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表达过“可用线人和卧底侦查案件”这样的意思。众所周知，国家安全机关是可以合法地使用“线人和卧底”的，但在《国家安全法》中，也未明确写出“可用线人和卧底维护国家安全”，而是通过一系列相关表述使得这种手段可在必要时得以采用。这些手段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一个“明确条文”之上，而是被一系列条文(如《国家安全法》第三、五、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条)所隐含，这可以说是“立法的技术”吧。

　　为什么从“立法技术”的层面上，不明确“可用线人和卧底”这样的意思呢？“使用线人与卧底”不过是一种“技术措施”，而法律不可能将每一种技术措施穷举出来，也没有必要特别地列出某一措施。另外，法律在文本上要规范而且具有道德上的正面性，这也是属于“立法的技术”，法律不会鼓励“告密”，但是要鼓励“举报”。法律文本上永远不会出现线人、卧底、眼线、特勤之类词汇，而往往表述为“提供线索”、“提供情况”、“密切配合”。建议在有关反腐的立法中，“明确可用线人和卧底反腐”，岂不是强立法之所难吗？

　　有哪个现代国家是靠“线人和卧底”来遏制腐败的？要说技术手段，斯塔尔调查克林顿说谎没见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也弄得妥妥帖帖。赵代表作为一名地方监察官员，也许深知反腐之难，然而难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技术手段不够吗，就是因为缺少“线人和卧底”吗？何况有了“线人”与“卧底”，还得担心“线人”与“卧底”是否进了“无间道”，卧底之下还得再卧底，卧来卧去，中国人民就别“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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