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香港骑士曾荫权走到前台

　　本报记者 蒋志高 特约记者 苏眉 发自香港、广州 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3月10日下午5点35分是个特别的时间。透过电视直播，他们看到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政府总部新翼会议室召开的记者会，宣布基于健康理由提前离任。

　　“各位市民、各位朋友，一个小时以前我正式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请求辞去行政长官职务的报告。”董建华说。

　　3月12日晚上8点半，在同一会议室，署理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特区政府所有主要官员和大部分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的陪同下，宣布代理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同时宣布新特首补选日期是7月10日，任期至2007年，原有治港班子全部留任。

　　记者会上的曾荫权一如既往打着招牌式的领结，表情严肃。他赞赏董建华的辞职是君子所为，感谢董建华做出的贡献，并为董建华祝福。

　　“董先生在最困难时坚守岗位，直到香港发展重上轨道，整体社会状况稳定，他才决定辞去职务。这显示出他对国家，对特区负责任的君子所为。我感谢董先生过去7年无怨无私地带领特区政府；感谢他为香港投入的心血；更感谢他对我及其他司局长一直以来的支持同信任。”

　　这一刻，原香港特区政府的二号人物曾荫权正式走到台前。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带领香港走过权力交接的历史时刻，而民望高企的曾荫权也被认为是新特首的热门人选。

　　“煲呔曾”问鼎政坛

　　香港的媒体，提起曾荫权，往往以“煲呔曾”代之。原因是曾荫权在各种场合亮相，都会佩戴领结(bow tie)，而且以花领结居多，香港人几乎没有见过他戴领带的模样。也有人因为这种绅士标志的领结，称他为“香港的骑士”。

　　曾荫权和太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曾荫权都会到香港中环花园道圣若瑟堂做祈祷，他说这15分钟可以使他暂时忘却缠身的事物，得到心灵的宁静。即使在董建华辞职传闻喧嚣一时，他成为媒体追逐对象的那几天，也依然如此。他劝告记者，不要用“长枪短炮”打扰他的教友，否则“人家会不欢迎我的”。

　　在香港记者“长枪短炮”高密度的聚焦下，曾荫权的很多日常爱好都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在前往教堂之前，曾荫权往往会很有闲情雅致地在他的“豪宅”里浇花喂鱼。曾荫权目前住在特区政府提供的政务司司长官邸，位于香港太平山的半山腰。记者有一次爬山路过这栋大房子，看到“政府物业，请勿擅入”的字样。不过，司长官邸没有森严的戒备，一楼的窗帘都拉起来，而且房子与路边也不过三四米的距离，因此一楼房间墙上的画、桌上的花束和摆设都一览无余。

　　3月13日清晨，香港媒体齐刷刷围在曾荫权的官邸之前，想捕捉一些他担任代理特首第一天的生活镜头。除了如同往常一样拍到曾荫权浇花喂鱼的镜头，敬业的香港媒体还享受了一顿代理特首提供的一份早餐。据说，这是曾荫权看到媒体一清早就在他家门口守着，让家里佣人做了早餐送给记者们的。

　　当天恰好是香港今年最冷的一天，强冷空气的南下，让气温骤降了10余度。寒冷的清晨，孤独的守候，一杯热饮，轻易地就打动了很多记者的心。

　　从推销员做起

　　与其他一些香港高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年61岁的曾荫权出身并不显赫，其父曾云是一名普通的警员，服务警队30年。

　　曾荫权是家中长子，下有四弟一妹。曾家家教十分严厉，童年时曾荫权每星期至少被父亲“藤条炖猪肉”伺候一次。曾荫权的家境并不富裕，据曾荫权回忆，母亲时刻都要记着每月所用不能超过每月所挣的钱。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要做尼龙袋来贴补家用。

　　1964年，20岁的曾荫权从香港华仁书院预科毕业，他的首份工作是一家美国药行的推销员。1967年他遵父命，考取政府二级行政主任，任职市政事务处。

　　1969年，曾荫权与自幼青梅竹马的澳门远房亲戚鲍笑薇成婚，并育有两子，长子曾庆衍现任职于玛丽医院，次子曾庆淳则在牛津大学攻读工程专业。

　　1971年，曾荫权越级考上当时被喻为“天子门生”的政务官职系，调任财务科。不过此时的曾荫权仍属默默无闻之辈，其仕途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1977年。

　　在前财政司夏鼎基的推荐下，当时还没有大学学位的曾荫权被借调至马尼拉的亚洲发展银行总部工作一年，从事地区财务分析工作。期间参与处理过韩国、菲律宾、印度等多国铁路、水利发展计划，实践中积累了很多财经知识。

　　1981年，因为这次借调经历，曾荫权获政府保送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并以9A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后来还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从哈佛归来，曾荫权的仕途可谓平步青云。1985年至1989年他获委任副常务司，负责落实执行《中英联合声明》。1991年出任贸易署署长(及总贸易谈判代表)，负责所有影响香港的贸易谈判及管理事宜。1993年5月晋升为库务司，负责香港政府的整体资源分配和税收制度等政策。

　　1995年，曾荫权获委任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华人财政司长，打破了153年以来的传统。其理财哲学深受前财政司夏鼎基影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曾荫权因此被港人称为“财爷”。

　　1997年7月1日，曾荫权以其优越表现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位财政司司长。

　　金融风暴一战成名

　　回归前后的香港并不宁静。1995年6月，《财富》发表《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预测香港在回归后一定玩完，唱衰香港的声音不绝于耳。

　　曾荫权展示了其性格直率、作风硬朗、敢说敢做的一面，一个小故事在当时的香港广为流传。1997年10月下旬，在出席一个讨论会的开幕式后，曾荫权主动对记者发表长篇讲话，大骂“三流分析员”说一些对香港有负面影响的话。此骂一出，曾荫权即刻便得到了“二流财政司批评三流分析员”的回敬。事后，曾荫权表示以后要少讲带有感情的话，自己代表政府，不能独断专行。

　　1998年，香港回归后仅一年，金融风暴横扫亚洲。曾荫权暂时离港到土耳其“避避锋头”，回来后发现形势已然大变，香港外汇储备已损失了80亿美元。香港金融局官员的分析是“大势已去”，如果港府不采取行动，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1998年8月11日，经过10天的权衡，曾荫权决定入市：“如果任人肆意冲击联系汇率藉以图利，结果令香港600万人的经济利益受损，那便是我失职。在接受经济调整这事实之余，我有责任将调整带给市民的痛苦减到最低。”

　　“当时‘老板’(董建华)问我，这一决定是否在我权力之内？我回答道：‘是，我来承担！’。”半个小时之后，董建华拍板同意。

　　在做出决定的当日，曾荫权“夜晚静静地哭过两三次”，担心自己不小心输掉香港人的钱，就算“跳楼”也无法挽回损失。

　　8月14日，特区政府动用1200亿元外汇储备基金，与外国炒家在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期指市场同步炒作。这一动作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学者、市场人士纷纷指责特区政府破坏了香港一贯自由市场运作体系，开了“坏先例”，曾荫权更是成为众矢之的。

　　曾荫权回忆：“政府在股票和期指市场有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但我和我的同事，却因这政策决定而被判了破坏自由经济的罪名。面对种种指责，我当然感到不好受。看到一叠叠的剪报，既有精辟持平的分析，但也有极尽挖苦之能事的讽刺文章和漫画，虽然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不会看批评我的文章，但我的同事都深知我的脾性，越骂得厉害的越要第一时间让我细读。”

　　8月28日，在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纪金融大战中，特区政府成功击退外国炒家，当日港股创出了790亿元的惊人成交纪录。特区政府将入市炒作赚到的钱，以出售官股盈富基金方式，还富于民。

　　曾荫权凭借此战声名大振，由“败家子”形象摇身一变成为港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曾荫权还说过：“在那段危急日子里，中央没有下达文件与电话指示，中央领导那么放心让港人来应对危机，实在显示了国家领导人对特区政府班子的信心和实行‘港人治港’的坚决。对此，我不能不写一个‘服’字。”

　　荣任政务司司长

　　此后，曾荫权的名字开始被内地媒体熟知，由于经常被念错，惹得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的曾子凡老师1999年专门在内地语文杂志撰文，题为《“曾荫权”的“荫”应念yin，不读yin》。

　　2001年3月初，曾荫权做出了财政司司长任内最后一份预算案——《秉要执本 常勤精进》，首先提出香港未来的发展必须紧握国家加入世贸的机遇，并提出多项配合中国“入世”、加速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经济融合的措施及“输入内地专业人才计划”。3月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会见港区人大代表时，称赞这份刚出炉的财政预算案“有水平”。

　　2001年5月1日，曾荫权接替因私人理由去职的陈方安生任政务司司长，负责政制改革并制定社会政策。

　　2002年5月3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经过两天的辩论，通过了政府提出的高官问责制的议案。特区主要官员由公务员制改为政治委任制，与行政长官共进退，并为施政成效负政治责任，同时把权力下放给司长及问责局长，使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制订、统筹、执行政策。7月1日，曾荫权离开公务员体制，晋身新问责制政府的主要官员行列，继续担任政务司司长一职，真正成为行政长官的“左膀右臂”。

　　此后，在他负责的香港政制改革中，曾荫权展示了不俗的协调和沟通能力。

　　“我了解社会内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我要强调，我们若要向前迈进，各方各派不同意见的人士及组织，必须坐下来，进行对话，互相尊重，更好了解彼此的忧虑和关注；而不是将时间虚耗在硬碰，敌对，或任何超离人大常委会已做出的决定的争论之上。通过理性的讨论寻求共识，是政制发展取得成功的惟一途径。”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曾荫权表示。

　　不过，曾荫权近年推出的多项政策也惹来不少争议，如在西九龙文娱区发展计划是否应采用单一招标的问题上，至今未有方案。

　　非典期间的“清洁大队长”

　　除了参与特区的重大政策制定，曾荫权注重小节。正如他在寒冷的清晨为记者送去一杯热饮，曾荫权在香港民众中的声誉，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2003年，在香港遭受非典疫情后，他以政务司司长的身份，领导香港清洁卫生工作，一度被当时香港媒体挖苦成香港“清洁大队长”或者“扫街大队长”。

　　虽然面对冷嘲热讽，曾荫权卷起衣袖，乐滋滋地担任起这项看似琐碎，但在当时是对重树香港形象、对民生至关重要的工作。那段时间，他天天上街道下社区，一副任劳任怨的样子，丝毫没有觉得这份工作和他的身份不相称。

　　或许正是这种任劳任怨的形象，曾荫权在香港的民意支持率在政府一些司局级高官中是最高的一位。香港大学的民意网站3月1日到3日进行的调查显示，曾荫权的民意支持率为63.7%，比上个月上升了将近三个百分点。

　　在不少香港老百姓的眼中，个子不高，口不饶人的曾荫权是一位既能干又了解民意民情的政务官。一些香港媒体评价他深谙外交手腕，与民众互动良好，与香港一些不同政见的议员，也能保持融洽关系。他在处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能力，更是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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