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一个逃犯的12年和13天

　　本报记者 刘俊 摄影 于楚众

　　2005年2月23日，辜海军度过了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夜晚。

　　第二天下午3点，他提前一个半小时上了火车。然后就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心跳加速，手也在不停地打着哆嗦。到北京几天来，他的情绪一直都很平和，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

　　几分钟前，一群记者的闪光灯在他面前咔嚓咔嚓地闪个没完，长这么大，他还没受过这样的“礼遇”。

　　这也是向菲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等记者们纷纷离开后，向菲随即上了车，连忙问辜海军刚刚是不是被吓着了。“对、对、对。”辜海军一边说，一边频频点头。

　　“向菲姐，我回去之后给你写信好不好？”辜海军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好啊，我不是给你字典了吗？你学着就可以写信了。”

　　“可是我错字特别多。”

　　“没关系，我识别能力特别强，你要不会写的地方，画个画我也能认出来。”

　　“你一定要给我回啊。”

　　“一定。”又跟辜海军说了些勉励的话后，向菲就下车了，那一刻，她笑了，她为辜海军感到高兴。

　　“逃犯”的一条短信

　　向菲是在7天前才见到辜海军的，此前他们通过电话联系也不过13天的工夫。他们俩偶然的相识，让辜海军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2005年2月4日晚上11点38分，一条来自广东佛山的短信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神州夜航”节目的短信平台上：“向菲，您好，我是一名罪犯，正四处逃亡，现在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望提醒一下……”

　　最后的“望提醒一下”让主持人向菲觉得特别关键，“至少它给我传递一个信息，他现在很矛盾，到底要不要继续逃下去，如果他还想继续逃亡的话，就不用发来这样一个短信了。”

　　向菲也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短信可能是在开玩笑，是恶意的，不真实的。可她“宁愿信其有，不会信其无”，她让导播按显示的号码打过去，并要求导播不要复述短信的内容，只需要问对方是不是发短信的人，然后把她的私人手机号码告诉对方。

　　向菲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不能断定发短信的人就是机主，如果不是，让他知道短信内容的话，可能会节外生枝；另外，“既然他相信我发来了这个短信，我就希望他能继续信任我，我把我私人的手机号码都告诉了你，那就是我想帮助你，请你相信我。”

　　节目开始之后，导播一直在关注着短信平台，但遗憾的是，“逃犯”没有继续发来新的短信。在节目中，向菲并没有把这条短信念出来，毕竟她当时还无法判断其真实性。

　　凌晨1点半做完节目，向菲看了看手机，没有来电，回到家一直等到4点，手机还是没响，“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也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跟我联系呢？”

　　第一个电话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手机终于响了，但并不是昨天晚上发短信的号码。

　　“你好。”向菲说。

　　“向菲姐。”这让向菲不禁懵了一下。

　　“你哪位啊？”向菲紧接着问道。“我是昨天给你发短信的人。”这时对方并没有自称是一名逃犯，但向菲已经知道，八九不离十就是他了，“除了听众，很少有人会叫我向菲姐，而且我也很少会把私人号码告诉听众。”

　　“你叫我向菲姐，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向菲继续问。

　　“朋友啊、同事啊都叫我辜三。”“那我也叫你辜三吧。”为了赢得他的信任，在这些细小的地方，向菲都顺着他的意思来，尽管她认为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因为当她问他的姓氏是不是姑父的“姑”时，他一个劲儿地说是。

　　向菲还发现，说话的人虽然说的是普通话，但有明显的四川口音，她便试探地问，“你是不是四川人啊？”

　　“对，对，对。”向菲没再继续问下去，她怕对方产生戒心。

　　“你昨天发的短信我也看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能跟我说一下吗？”向菲婉转地问辜三。这时辜三突然有些紧张，说话开始语无伦次，似乎恨不得把事情说完之后立即挂掉电话。后来，他告诉向菲，他害怕向菲会给他“卫星定位”，如果通话时间过长，就能把他抓住。

　　在电话那头，辜三把他犯罪的大致过程匆匆讲了一遍。

　　“你有什么想法和打算呢？”

　　“我特别特别痛苦，我好累啊，这么逃下去真不如死了好。”

　　但对于他究竟犯的是什么罪，要判什么样的刑，辜三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向菲答应帮他找律师问问。

　　痛苦的逃亡

　　跟第一次看到短信时一样，挂完电话，向菲也曾产生过怀疑。过去，她曾接触过一些精神妄想症患者，他们会编造出很多貌似真实的故事，辜三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况。但他们后来的多次通话证明了这一想法是多余的，辜三慢慢地向她敞开心扉，吐露了十二年来逃亡的心声。

　　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辜三因与室友在洗澡时抢拖鞋发生口角，随后两人打了起来，室友用刀将他的手砍伤，辜三不服，跑回家拿来一把高压气枪，朝对方的小腿上打了一枪，接着又用刀在室友的臀部刺了一刀。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室友才被人送到医院，但这时已经无济于事。

　　辜三害怕了，他知道杀人就得偿命，他还年轻，还不想死，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跑。12年来，辜三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一直提心吊胆地活着，从成都、河北、新疆再到广东，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

　　1999年，辜三逃到了新疆。因为没有身份证，他只能找最苦最累的活干——在一个小煤矿里当挖煤工人。他觉得既然自己见不得光，那么躲在地底下是最安全的，因为身份特殊，他不敢与人交往，就想拼命地干活多挣点钱，这样可以让老婆和儿子的生活过得宽裕些，但是他的惊恐丝毫没有减弱。

　　从开始逃亡那一天起，辜三的心灵就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这副枷锁让他不能轻松地吃饭，安稳地睡一个好觉。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想过自杀。2004年，他悄悄回到老家，绕到自家门背后看了看儿子，最后来到离家不远的小松林里拿出准备好的农药。盖子扭开了准备喝，可是他又舍不得孩子和老婆，他还想尽一点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担心没人管教儿子会学坏，走他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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