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大胆而又谨慎的：在所有新浪潮的成员中，她是唯一的女性，他们让她站在新浪潮的最前面，成为出发最快的一名真正的自由斗士。她曾经宣称：一个电影工作者必须运用像一个小说家一样大量的自由去拍电影。她的宣言成为当时新浪潮导演们的指针性纲领。她谨慎地以一个作家选择句子意义的深度、词的类型、动词数量、段落、旁白、推进故事或阻碍故事的手法等等方式来巧妙地编织着影片中的剪辑、动作、声音、拍摄和剪辑的节奏等，寻找一种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她所意味的东西。
她是现实而又天真的：虽然是位女性导演，但她的作品却常常有着男导演都无法企及的锋芒与苦涩。不管是1985年的《流浪女》还是2000年的《拾荒者》，也不管我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都被她卒不及防地带到了那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边缘族群面前，直面惨痛的人生现实。而当我们目睹1965年的《幸福》或1961年的震动人心的《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或是1987年引起无数非议的《功夫大师》时，我们又无法不惊叹她那对人世无比的好奇与天真，对周遭一切人事物的宽容与慈爱。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她就是阿涅斯·瓦尔达——一位特立独行的始终用电影书写自己内心世界的永恒的影像“拾荒者”。不可否认，她是个绝对的矛盾混合体，而她的电影也像她本人一样，充满了矛盾性。她的电影始终存在着光明与黑暗、真实与虚构、主观与客观等两面一体的矛盾性。在富有光彩的美丽的表面和一个干涩、深奥的生活底色之间的张力标志着瓦尔达的所有作品。她说过：“就像‘怀孕’是个矛盾的生命过程一样(生命的冲动是华丽的，是完全被矛盾像神经般地牵制着)，我所有的影片都是建立在这个层面上的，建立在‘矛盾／并置’上。”瓦尔达总是把自然状态的纪录片的元素联系到她所结构的故事片中，并且伴随着她的情感或理智的反应，在纪录客观世界的同时表达自己的主观世界。这种外部和内部之间的渗透性、客观世界和她的主观性之间的持续的来去往返，正是她所倡导的“电影写作”的主要特点。
《流浪女》正是以真实与虚构相互穿越的手法，勾勒出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女性图像。同时，影片通过莫娜这个三棱镜式的形象折射出了众多的其他人物，也为瓦尔达探索生命“常态”提供了独特的和始终是多层次的视点。
《拾荒者》更是充分发挥了摄影机眼的客观和作者的主观的结合，女性的身份让她可以安静地观察，亲密而又有距离地融入拾荒者中间。她选择了一个沉重而严酷的主题，但看那些有同情心的注视，那些影像的敏感与美丽，那种纤细的个人的触觉，是属于女性的，柔软而坚韧。
瓦尔达一路上收集着生活中的思想、感悟、想象……她要我们和她一起目睹这世界，见证一种生命的奥妙。岁月仍然没有穿越她。外滩特约撰稿 李晓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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