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2)

　　孙君 “绘”出绿色乡村

　　-实习记者 吴林　“垃圾扔哪里？”一个3岁孩子拿着果皮问大人。这一幕不是出现在大城市的街头，而是发生在湖北襄樊市五山镇的堰河村。在这里，如果有人乱倒垃圾，村民

之间就会悄悄议论：“连垃圾都不分类，真没文化！”

　　在堰河村推行垃圾分类，和一个叫孙君的人有关。孙君，画家，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他很肯定。但他名片上的头衔，却是“北京绿十字”的主任。

　　“绿十字”是一个传播生态艺术理念的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关爱人类，绿十字关爱自然”，孙君这样阐释道。

　　在农村推广“垃圾分类”

　　五山镇地处汉江流域，近年来因工业发展，江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同时，作为“南水北调”的源头地区，水调走后，河流自清能力下降，又加重了污染。2003年8月，孙君来到这里游玩时看到污染情况后，觉得很难受，“我们津京地区是南水北调的受益区，五山却成了受损区。我总觉得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一个月以后，孙君受当地政府和NGO“绿色汉江”之邀，到五山组织了“心连心，手拉手”建设绿色乡村的活动。“很难！我们没有带一分钱下去，不是像别的NGO那样，募集了资金下去搞项目。我的思路是，还原好的环境，用环境推动当地旅游，以旅游促进经济，再投资环境建设。另外更难的是，村民开始并不理解。他们会问，垃圾分类能挣到钱吗？要说服他们，很困难。”

　　孙君相信教育的力量，“教育不是说教，是要站在村民的角度，让他们觉得这些措施对他们有利。”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孙君大声地问：“你们愿不愿意把村子弄得很干净？”村民们纷纷举起了手。虽然大会结束村民们拎着小凳子回家后留下了一地的瓜子壳，但他们却第一次知道了“环保”。

　　2004年3月15日，堰河村村民开始进行垃圾分类：湿垃圾采用堆肥和引进蚯蚓生物分解的方法进行有机处理、归田；可再生用品卖给有用垃圾回收中心；有害物品集中存储或烧毁。分类后的效果立竿见影，村子变得干净、清爽起来。村支书闽洪艳表示，“没有想到村民那么积极进行垃圾分类，更没有想到举手之劳，会有这么大的效果。”

　　说起在农村搞垃圾分类，孙君很兴奋：“很多人都觉得我在开玩笑，在城市，垃圾乱扔的现象都见怪不怪，何况在农村？但是我做到了。”

　　更令孙君兴奋的是，他指导五山人建起了茶庄。“五山是有名的茶乡，村民对茶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但种茶不应该只是卖了赚钱，更应该赋予文化的内涵。”孙君给记者放了一段茶坛开坛的录像，他像拿到了一件新玩具的孩子，急于向人展示。

　　取五座山顶峰之土各九斤， 用五河之水各九斤，采当年头茶上中下品各九斤，各镇、村、家庭采茶九两、九钱、九分……村里年长的、威望高的老人都来参加，整个过程显得非常神圣。

　　“在村民中建立起一种简朴的信仰，就能指导他们生活和生产，来建设他们自己的村庄。”孙君说。

　　“那你的信仰是什么？”

　　“自然！”孙君一脸的坚定。

　　而环保和自然也是他画作中重要的题材。一走进他的办公室，迎面就是一幅几乎占了整面墙的油画，画上的一个孩童用希冀的眼神守望着自己的家园。

　　“是的，我一直在画画。只不过我原来是画在画布上，现在我画在了农村的黄土地上。有人说我在做乡村实践，有人说我做的是乡村改革，我说都不准，我还是在画画。我想画一幅很大的画，我和村民们都能在其中生活的真画。”

　　“做总比不做好”

　　其实，堰河村并不是孙君指导建设的第一个环保村。他曾在北京延庆的堆臼石村生活了3年，被村民们选为村长。在那里，他也曾实施垃圾分类，指导村民用太阳能发电，还建设了环保厕所和沼气池。后来，由于和其他同伴的理念有分歧，孙君离开了那里。他走的时候，堆臼石村已经是一个有名的环保旅游村，依靠旅游，村民们的收入也由原来的每年人均2500元提高到了每年人均5000元。

　　孙君说，离开堆臼石村是他人生中的低潮。现在虽然创立了“绿十字”，却也面临很多问题。由于是非营利性组织，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来源不足。“我有四个员工，每个月都要给他们发工资。他们要的工资很低，但现在我公司的帐户上只有几千块钱，只够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了。”

　　“那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事情呢？你卖画也可以赚到钱。”

　　“因为我知道了，知道了就必须去做。在建设五山绿色乡村时，我们也提倡八个字：知情、明理、参与、持续。既然明白了道理，就要去做。做比不做好。”孙君说。

　　长期在农村进行环保的实践，孙君对“三农”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应身体力行，把希望和未来带给农民，而不是坐在城市里研究和呼吁。这样一来，‘三农’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白亚丽 为支农休学

　　-本报记者 刘辉 发自天津　天津火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一个长发女孩从出站口走出来，黑色的背包看起来鼓鼓囊囊。与当初走的时候一样，2月底返回天津科技大学时的白亚丽依然悄无声息，有的熟人碰见她才忽然想起，“有日子没见到你了。”

　　而对白亚丽来说，刚回到校园后，似乎有点不太适应这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因为“城市里没有乡村那份宁静”。

　　“回来后，没事儿就跟我们说农村的事情。”室友杨依锦说。

　　2004年2月，正在读大三的白亚丽忽然向学校申请了休学，要求去支农。

　　“心血来潮”的决定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到农村去做点事儿。”白亚丽说，当时产生这样的想法可以用“心血来潮”来形容。

　　自从大一时加入校园社团组织“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后，白亚丽每年都会到农村进行支教、调研等活动。进入大三后，马上面临的就是考研或者毕业、实习等问题，再参加支农活动几乎不可能了。想到这些，白亚丽“感觉生活中很大一部分空了”。

　　当她跟同学、朋友无意间提起这件事时，一位师兄随口说道，实在想支农的话，可以考虑休学去做。本来是一句玩笑话，白亚丽却当真了，她觉得大学生应该有点激情和社会责任感。

　　“自己当时也没有什么计划，”白亚丽说，本来想休学是到农村去支教，但一直关注“新希望”的刘湘波老师告诉她：“你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刘老师的帮助下，白亚丽作为志愿者，到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三岔村参加了梁漱溟乡建中心在当地的调研项目。

　　之所以选择三岔村，是因为“新希望”早在2002年就开始跟这个村庄有所联系；再者，当地农民的维权行动很多，有一定的组织基础。

　　智力扶贫

　　乡建中心“项目办公室”的资料显示，三岔村隶属于湖北房县窑淮乡，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900元，三成左右的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由于原村委会的腐败问题，干群矛盾一度激化。

　　白亚丽虽然也是出身农民家庭，但在家的时候被父母宠着，“连碗都很少刷过”。项目办在三岔的常驻人员肖青记得，白亚丽刚来的时候，对村里的艰苦条件不太适应，“起码洗衣服就受不了”。二月的三岔，洗衣服得到冰冷的马尾河去。

　　在肖青的印象中，白亚丽“很要强”。“我们难做的工作她往往都能做成。尤其是妇女工作，白亚丽做得很好。她走了之后，还有妇女跟我们念叨她呢。”肖青说。

　　项目办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智力扶贫”，通过创建各种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举办培训班，让农民学会自主自立。培训班的理论支持来自“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我们跟温老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他给我们提供理论指导，我们再把实践的成果反馈给他。”

　　刚到三岔不久，白亚丽就参加了项目办在村小学为村民们举办的全封闭培训班。“我们跟村民吃住都在一起。”这是白亚丽在多次参加支农活动中养成的一种习惯，“这样容易取得村民的信任。”

　　在培训班上，白亚丽和同伴们试图通过选举班委会的方式，来让村民学习选举自己的村民委员会。“虽然第一次大家都是乱写一气，我们还是按照程序一步步来。”选举后，就把结果拿给村民看，“村民一直埋怨自己什么权利都没有，现在真正把权利给了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把握的。”之后，再重新选举，村民们就非常正规了。

　　“我们是酵母”

　　“培养村民的公共意识很重要。”白亚丽说，等公共意识培养起来了，村里那条被河水冲刷得只剩一米左右宽的路就会有人修了。

　　“新乡村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两年的变化不会太明显。”白亚丽说，“我们是酵母，起的是帮助村民觉醒的作用，让他们自己动手进行乡村建设。”为此，他们还创办了成人学校、社区报纸等，学校的老师都是当地村民。

　　毕业答辩时，很多村民都阐述了自己的设想。虽然有的想法由于时间和资金问题没有付诸实践，村里的各种协会还是组织起来了，蘑芋协会、板栗协会、供销合作社等。

　　成立板栗协会时，村民曾找到了项目办，希望能给他们提供资金购买树苗。但项目办不主张投资，只是建议他们去找县林业局。结果，林业局给了一万株免费的树苗。“这件事启示了村民一定要主动。”

　　村民的意识培养起来了，乡村图书馆里图书的流量也明显增加。而在此前，“三下乡”赠送的图书很少有人看。

　　在三岔支农的时候，白亚丽也会去其他的项目试验点看看，或者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交流。她跟安徽阜阳的杨云标，还有湖北的吕邦列都有联系。

　　温铁军曾以个人名义推荐白亚丽为2004感动中国人选。白亚丽认为，参与新乡村建设的人很多，自己只是其中一个。

　　虽然将来不一定会去农村工作，但农村却让白亚丽学到了很多。“对自己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有纪律，(村里的公共物品)什么都没动，离开时，一年中的花消都(折成现金)留下了。”白亚丽说，当时他们跟村民开了个联欢会，在那次会上，村支书激动地哭着说：“大学生是红军！”这个评价让她感到自豪。

　　面向未来的使命

　　-李北方　如果将上个世纪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定义为第一波的话，可以说，当今的中国正在涌动着第二次类似的思潮和运动。温铁军博士一般被认为是当下新乡村建设的鼓吹者和实践者，这位“用脚做学问”的学者无疑景仰他的前辈，他创办的乡村建设学院即以晏阳初命名。

　　还有很多人在致力于这项有意义的事业，但他们默默无闻，《时代人物周报》把目光投向这个群体，在我们目光所及的范围内采访报道了其中4位。也许他们并不能具备代表这个群体，但从他们点点滴滴的作为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的变化和希望。我们对他们的努力表示赞赏。

　　中国的农业人口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整个国家的稳定和进步就成了一句空话。关于“三农”的主流看法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市民。可现实是，中国的城乡的界限是永远无法消除，能够想象9亿农民全都进入城市吗？

　　城市化不是治本之策，农村将永远存在。中央政府近一两年花了很大的力气破解“三农”难题，免征农业税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但诸多研究表明，乡村一级的吃饭财政是农民负担中最大的一块，精简甚至取消乡级政府、恢复乡村自治的呼声一直不断。目前看来，不能排除这个设想在未来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让农民更加富裕，能够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是一个看起来更加美好的设想。

　　但如果真的如此，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自古以来，中国的乡村是高度自治的，建国以后才被高度组织化，但是人民公社曾给农村带来过灾难性的伤害，1978年包产到户以后，中国农民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弹，陷入了高度原子化的状态。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伦理被切断，行政权力成为惟一维系乡村的力量。如果行政权力撤出，中国的乡村必将出现巨大的权力和组织真空，用什么来添补？

　　今天的乡村建设者们除了帮助农村进行经济建设，更重要的任务是回答这个问题。援助农村的经济发展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国家可以做到的，但伦理重建的重任则要落到、且只能落到乡村建设者们的肩上。

　　相比晏阳初和梁漱溟，他们面临的挑战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在伦理层面，今日的农村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更显贫瘠。他们需要帮助农民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公共生活空间，让中国农民有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进一步讲，只有在农村确立起独特的、自外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伦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农村被边缘化的趋势，调和城乡矛盾，使中国社会更加和谐。

　　这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使命，光荣而艰巨，艰巨到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我们时代的难题，思考着并跨出实践第一步的人们应该被时代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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