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生产力”遭遇尴尬

　　自1999年后国家科技奖已成每年一度的盛举。若沿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脉络上溯，关于奖励科学发现和发明 的规定早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就已明确提出。及至195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暂行条例》规 定，一等奖奖金为1万元人民币。

　　3月28日，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再度空缺，让人们又一次受到了缺乏第一 生产力的尴尬。

　　难产的科技大奖

　　2001年11月，离2002年度国家科技奖申报截止期还剩几小时，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男子拖着拉杆箱直奔位 于北京三里河的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办公室。尽管该人一再陈情，工作人员态度坚决：除非他把准备的五本申请材料按规定压缩 成一本，否则不予受理。

　　最终一位计划局官员认出了这位急汗直流的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这才使这个名为“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两个重 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的项目结束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连续三年的空缺。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蒋锡夔及其四位同事的获奖在当时颇受注目。在1991年度至20 01年度共七届评选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只垂青过两个项目(自1999年起，自然科学奖评选由两年一届改为一年一届) 。

　　而在今年3月揭晓的2004年度评奖结果中，澹定的自然女神再次拒绝了所有的仰慕者。尽管二等奖达到创纪录的 28项，但这显然无法安抚科技界对自身发展的忧虑。一位担任该奖项初评的专家表示，头奖的多年落空，说明中国在高水平 、高层次特别是原创性研究方面的不足。

　　其实难产的大奖并非只一项，在国家技术发明头奖的问鼎路上，中国科学界曾连遭六年滑铁卢。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 对此的解释是：比起国家自然科学奖所要求的重大原始性创新，技术发明奖的路要更长。

　　首先是原创性，然后产生技术发明，进入市场并在实施后创造出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此外，另一项硬指标要 求，获奖研究须在国际上居领先水平，而中国近年的科技成果还未能达到。

　　不过，就在今年春天，这一六年无果的大奖终于花开两枝。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等完成的“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 料的制备技术”和西北工业大学张立同院士等完成的“耐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应用技术”，两个同属新型复合材 料领域的研究成果共膺此殊荣。

　　新中国科技奖励制度闪回

　　1957年1月，科学奖金进行了首次评审，有34项成果获1956年度奖。6年后，国务院又发布了《发明奖励 条例》和《技术改进条例》，毛泽东为“发明证书”题字。

　　截至1966年5月，被批准的发明奖励共297项，其中包括“原子弹”、“氢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 要成果。但受左倾思潮所累，获奖者只得到了发明证书，而未拿到奖章和奖金。

　　中断10余年后，科技奖励制度于1978年恢复。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成立。

　　从1979年至1999年，国家奖励科技成果共12582项，其中自然科学奖632项，技术发明奖2973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8977项，相继有6万多人获得了国家科技奖励。20名外国公民获得了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9年成为奖励制度变革的又一分水岭，是年5月，朱 基总理签署了国务院第265号令，发布实施《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该条例完善了以前“国家科技奖”包括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四大奖项，还首次设立了科技界的最高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科技仍未成为“第一生产力”

　　每年最多两个人，每人奖金高达500万……自2001年2月正式颁发以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五大科技奖中 尤受公众瞩目。

　　在今年最高科技奖出现首次空缺前，吴文俊(2000年度)、袁隆平(2000年度)、王选(2001年度)、 黄昆(2001年度)、金怡濂(2002年度)、刘东生(2003年度)、王永志(2003年度)，七位各有专攻的学 者，均因“在当代科技前沿取得重大突破”并在科技创新、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而相继折桂 。

　　就在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公布的半年前，2000年5月31日，中国第一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 科”正式在深交所上市发行。曾有事务所评估认定，“袁隆平”这一品牌的无形资产已达千亿元。有人说，这是中国“知识创 造财富”的象征。

　　而对袁隆平来说，“推广杂交水稻，有品种，有技术，没资金”的艰难时期总算结束了。如果他的“超级水稻计划” 能因此顺利推进，2010年中国的水稻平均亩产将达900公斤，这意味着增加了一个中等省的全年产粮能力，能再养活3 000万人口。

　　7人中被认为最具市场眼光的学者是王选，30年前他力排众议，坚持跳跃式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结果，使中 国在1987年拥有了世界上第一张计算机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

　　1993年，那些曾雄心勃勃来华销售该类产品的国外厂商全部悉数自动退出中国市场，国内99%以上的报社和9 0%以上的黑白书刊采用了以王选技术为核心的国产激光照排系统。

　　就连台湾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使用了该技术，时任大陆研究室主任的负责人表示，这将给中央日报带来更高的效率、 更先进的结果。

　　然而近年来能符合“重大原始创新性”和“创造显著产业效益”标准的科研成果却不多，因此在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实 施新则迄今的五年里，五项大奖的头奖每年都至少有一项空缺，其中三年有两项同时无主。

　　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项目，如黄伯云院士的形容：“也许别人花一两年时间磨成了一把‘小刀’。而我们，以十年、 二十年之功，磨成的是一把‘倚天长剑’。”

　　虽然往届科技奖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反映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技术开发类项目中，企业的参与比重已经翻番，提升至 今年的七成。然而在邓公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多年后的今天，从研究到产业的断链问题依然严峻。

　　去年11月举行的中国科协2004年学术年会上，5位在科技和经济大潮中初获成功的“求是成果转化奖”得主却 一致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中国仍未成为现实，加快科技发展已万分紧迫。

　　85岁的首届最高科技奖得主吴文俊对此也异常清醒：“和其他方面比，科技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中国科技软肋

　　在近年中国科学界的不断反躬自省中，急功近利、浮躁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中科院院士殷鸿福认为，一些有问 鼎科技大奖实力的基础研究工作最后却功败垂成，就是犯了不能淡泊名利的大忌。

　　然而，现实中的科研并不是在物理理论中的理想封闭系统内进行的。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指出：科技界急功近 利的源头是政策，包括评奖和评估的简单化。在人才使用、评价指标中急功近利的成分太多，例如职称评定中对论文发表数量 的要求，又如项目见成果后才能得到持续的支持，否则就要改变研究方向等。在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基础原创性 研究方面，科研工作者却因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而流失严重。

　　在去年3月，全球权威科学杂志Nature推出了《中国之声》专刊，一篇名为《中国科技部阻碍科技进步》的文 章在中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海外学者饶毅、中国科技部顾问鲁白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联名撰写该文。他们建议将科技部 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不再管经费审批，让一般行政人员退出科技决策；让课题资助引人竞争机制。

　　虽然三位科学家将“矛头”直指科技部，但其所攻的真正目标，正是中国几十年并未脱胎换骨的计划科学体制。

　　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还不能为科技界提供足够充分的支持。大多数投资科研的企业，希望得到的是立竿见影的产品 ，他们需要的是“金蛋”孵化器、而不是一只要长期涅 方能一鸣惊人的凤凰。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研经费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在0.7％左右，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为 2.5％到4％。另一组数字显示：微软2002年的研发费用是53亿美元，英特尔是41亿美，相当于中国2000年研 发投入的总和。

　　Nature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博士认为，一方面“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个主要 经济力量”，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趋势(指中国的发展状况)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即“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其科学潜力” 。

　　他认为，中国科研领域中存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国家在许多经济挑战中展示了发展其科学基础的决心和努力， 但中国在许多科学领域里并没有更广泛地被认为处于领先行列。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对此的回应是，中国科技正处在最好的发展阶段，若非如此，Nature就不会史无前例的 制作《中国之声》来专门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

　　但无论如何，把问题摆上桌面讨论总能令人受益，无论是压力抑或动力，它将推动中国科技改变现状向前发展。

　　“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仍然是计划时代的产物。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体制延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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