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权威专家龚育之的家园情怀

党史权威专家龚育之详说开国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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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权威专家龚育之父亲龚饮冰。

龚饮冰与龚育之全家在一起（60年代初）。

龚育之夫妇翻看家中的历史照片。

　　在描写开国盛事的一些纪实文学、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常常有这样一句话：“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然而，党史专家龚育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样的叙说，在历史的细节上是不完全准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告的？准

确地说，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的。

　　沉思片刻，龚育之接着解释——在时间上，有这样一个过程：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这篇开幕词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名言而为全中国人所铭记，在这篇开幕词中已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9月29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序言中就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9月30日通过的会议《宣言》，郑重地写道：“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一天的闭幕式中，朱德致闭幕词，说：“我们全体一致，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0月1日下午3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史称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龚育之强调，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龚育之说，按开国大典的程序，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升国旗，同时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鸣礼炮，然后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中又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业已集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那样两句话，就历史细节来说，当然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就历史实质来说呢，这种描写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事的几个情节艺术地凝缩到一个场景上来了。”

　　龚育之认为，除了时间和场合的细节以外，还有一个细节的出入，就是语言的细节——毛主席说的“站立起来了”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说的“中国人民”。

　　原来，毛泽东在人民政协开幕词中的原话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这篇讲话时，给原本没有标题的开幕词拟了一个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中，这一篇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的，也用了这样的标题。

　　这样做标题，准确不准确？龚育之坦言，不够准确，因为这不是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的原话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民”。说“中国人民”当然也对，但原话的说法有它更深更广的含义，强调的是民族立场，是所有中国人的立场。这在开幕词的另一句原话中得到印证，那句原话是：“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负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据了解，新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收入了这篇开幕词，新拟的标题用的是毛泽东的原话：“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代替了旧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者所拟的那个标题。

　　新中国的奠基者在建国纲领中明确提出新中国不实行联邦制。那么，这个战略决策是怎么做出的呢？龚育之介绍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纲领。这部建国纲领的一个重大贡献、重大创造，就是确定我们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多个民族共和国的联邦。”

　　龚育之说，这个决策来之不易，真正的来之不易啊。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前的宣传纲领，是提出过建立“联邦”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纲领里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是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也是这样说的。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的‘我们的一般纲领’里，仍然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 七大通过的党章当然也是提的联邦。甚至1947年10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也是提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华联邦’。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通行版本里，这些提法没有了，是后来才删去了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1949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这个立即要付诸实施的行动纲领的时候，做出不实行联邦制，而实行统一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样一个决策，不能不说是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重大前进。”

　　龚育之说，长期主持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李维汉，在谈到当年决策的情况时说：在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向李维汉征求意见，李维汉提出了不要搞联邦的意见。主持《共同纲领》起草并亲自写出初稿的周恩来，也讲过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向已到达北平的几百名政协代表作题为《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门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民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各少数民族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共同纲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作用。

　　聆听毛泽东纵谈哲学

　　1929年4月，第一次蒋桂战争以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失败而告终。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蒋介石的力量，于同年6月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由于他们在广西的根基比较薄弱，加之他们也深知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于是，他们听取了俞作柏的弟弟、中共党员俞作豫的建议，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巩固其地位。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龚饮冰等40多名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到达广西，与原先在那里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统一领导。

　　龚饮冰，湖南长沙人，1896年出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的公开身份为亚陆通讯社记者、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委，曾与谢觉哉等在湖南办过《湖南民报》，一度任国共合作的湖南省政府秘书。1927年马日长沙事变，龚饮冰劫后余生，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在中国理论界，不知道龚育之的人大概很少，但知道他的红色家庭背景的人大概不多。当年与邓小平一道秘密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央特科人员龚饮冰，就是龚育之的父亲。杨尚昆同志在一次会上曾深情地提到，当年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有个无名英雄，叫龚饮冰”。从1927年任中央主管会计开始，龚饮冰从事了长达20余年的地下秘密工作。1929年龚饮冰曾多次秘密往返于广西与上海之间，出色完成了请示和传达的重任，为百色起义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受到邓小平的器重。电影《百色起义》中艺术地再现了这个事实。

　　龚饮冰的夫人黄者寿，是辛亥革命时秦州起义领导人黄钺的女儿。她跟随丈夫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又转入地下“住机关”。丈夫赴广西，怀孕的妻子回到湖南老家等待分娩。百色起义后半个月，1929年12月26日，黄者寿在湖南湘潭生下一个男孩，那就是龚育之。

　　龚育之从小好学。在湖南乡下上小学时，老师讲解一道时钟问题的算术题，龚育之等几位同学发现老师的讲解不合理，当场提出异议。大多数同学对龚育之等对老师的态度不以为然。这位充满科学和民主精神的老师，却不以这些学生的态度为忤，他回卧室取来一个闹钟当堂演示，结果证明龚育之等同学的说法对了。老师沉吟了一会儿，竟滔滔不绝地给学生讲自己是如何错的，龚育之他们是怎么对的。

　　儿时的这件小事，使龚育之感受到科学真理的权威、独立思考的力量：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学生、是多数　还是少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虚心学习又不盲从，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就能得到真理。

　　从此，他推崇科学与真理，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为他日后的成长和从事的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龚育之后来说：“引导我走向科学的，是老师——我的小学、中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老师。”也说过：“引我走向革命的是时势。我追求革命，是在生活和历史事实帮助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从童年、少年到青年，龚育之目击和身受外国侵略者的凶残、本国统治者的暴戾。“我和我的许多同学一道，投身到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时代潮流之中。国民党、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孰是孰非，孰优孰劣，谁个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哪里是人民的希望所在，我们是经过观察、比较、思考才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龚育之说，自己的选择不是马克思主义书本教给的，相反是生活和历史的基本事实帮助自己做出选择，才引导自己去接触马克思主义书本，去理解带来光明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于是，在他面前展现了一门新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抗战期间和中学时代的龚育之，寄居在湖南姨母家中，并不知奔波在外的父亲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政治身份。当年为了隐蔽， 龚饮冰曾故意加入佛教会做居士，还照过一张身披袈裟的照片，以掩人耳目。抗战初起到太平洋战争初起，龚饮冰曾负责过上海三处秘密电台与延安的通讯联络工作，其中之一即为后来献身革命的李白所负责的电台。抗战胜利后，龚饮冰以私营建业银行总经理的公开身份从重庆回到上海，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刘少文、刘长胜经常到他家商谈工作。龚育之中学毕业后，从湖南到上海父亲那里住了半年多。了解到儿子的政治倾向后，父亲才向儿子暗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不久龚饮冰旋即被党中央召回西柏坡，准备接收大城市。上海解放，他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经理。新中国成立之初，龚饮冰被任命为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是党外人士黄炎培)，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毛泽东知道龚饮冰在地下工作中曾当过居士的有关情况，建国后就笑称龚饮冰为“和尚部长”。

　　1964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龚育之也在座。当在场的人向毛泽东介绍龚育之时说：“他父亲就是龚饮冰。”毛泽东说：“哦，就是那位‘和尚部长’！”问到名字怎么写，龚育之说：“教育的育，之乎者也的之。”毛泽东说：“哦，你是搞之乎者也的。”龚育之说：“不是，我是学自然科学的。” 毛泽东还说：“我认识你的母亲，当年她在广州很活跃。”龚育之听后解释说：“主席，那是我的继母王一知，我的生母是黄者寿，没有去过广东。”

　　当时，在于光远、龚育之主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译出了日本的坂田昌一教授的一篇文章，称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极感兴趣，认为这是“一分为二”观的物理学注脚。

　　北戴河这次会见，毛泽东纵谈哲学，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从阶级斗争，谈到一分为二；从坂田昌一的文章，谈到自然科学家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再谈到自然发展史，谈到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谈到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谈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

　　龚育之听得认真，不停地记录，这是他的习惯，可他不知道毛泽东是不赞成当场听他讲话作笔记的。毛泽东看到龚育之在记录，并没有制止。就这样，毛泽东的这次重要谈话竟成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坐在一起，面对面地听主席(毛泽东)谈，这是惟一的一次。” 龚育之回忆说，当然，在1949年“七一”先农坛集会上就远远见过，开国大典上也远远见过，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还听过毛泽东的长篇讲话，但是面对面地听毛泽东谈话，这是惟一的一次。

　　往事并不如烟的乡情

　　不经意地，记者问到龚育之名字的由来。他轻叹一声：“说来话可长了。我原来名叫龚振沪。哥哥在湖南出生叫振湘, 姐姐在武汉出生叫振汉，我虽然在湖南出生，振湘的名字已经被哥哥用了，只好用母亲怀孕时的所在地——上海来命名。”

　　龚育之回忆说：“母亲随父亲奔波在外，病死于长春。我在长春上的小学。后来又到天津，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父亲带着我逃亡。因为日军侵占，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已不通车，只能乘船绕道青岛，转胶济铁路到济南，再转津浦铁路到徐州，转陇海铁路到郑州。在郑州遭到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轰炸。又转平汉铁路到汉口，再转粤汉铁路到长沙，这才逃回了湖南。父亲把我送回姨母家中寄养，自己继续辗转在外，为党做地下工作。”

　　姨母徐家在湘潭乡下，离战火稍远，龚振沪在姨母家附近的双塘巷小学继续上小学。这是一所简陋的初级小学，在不大的徐氏宗祠里占了一角。四个年级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一个老师讲四个年级的课。先上这一行，是一年级，再上第二行，是二年级……这位女老师尽管也只是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却让一帮孩子掌握了扎实的初等文化知识。对此，龚育之至今不忘。

　　初小毕业了，到哪里去上高小呢？最近的是宁乡花明楼的高小——靳江小学，这所学校是靳水四乡(麟峰乡、高露乡、石潭乡、芳储乡)合办的，离姨母家有30里路，只能住校了。学校很大，有一座西式的三层大楼，那时在农村还是罕见的，显出了洋学堂的气派。在花明楼念了一年半，学校停办了，因为上面要求每个乡都办一个完全的(包括初小和高小)中心小学。于是，龚振沪就转到从湘潭城里迁来的自得小学，“宁乡大屋石家湾，三排九栋一百间”，这所逃难的小学也只占石家湾周氏宗祠这座大屋的一角，龚振沪在这里念完了高小。这时，在靳江小学的原址又办起了初中，叫靳江中学，开始招生。龚振沪考进了靳江中学，继续在花明楼读书。不过，虽然招了生，开了学，学校还没有办完立案手续，招来的学生没有学籍。后来立了案，可是那些在立案前招来的学生的学籍怎么办？学校帮学生假造了转学证书，谎称是立案以后招来的转学生，报了上去。龚育之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对上也许算是‘欺骗’，对那些学生应该说还是很负责任的。上面对这一大批‘转学生’都批准了，可是单挑出来几份，说这几份证书是假的，其中就有我。这样，学校只好在下一年又帮我假造了一份转学证书，再报上去。老师说：既然上一次给打了回来，这一次报，就得改个名字了。这样，我就改成了现在用的这个名字。” 龚育之说，名字是自己取的。“有什么讲究吗？”“没有，”龚育之回答，“古今文人雅士叫什么‘之’的挺多，大概是想模仿这些文人，沾点酸气吧！”龚育之自嘲地笑笑。

　　“在宁乡，读小学，读初中，一共七年。这是艰苦抗战的七年。” 龚育之说，宁乡在后方，有个相对平静的乡居环境，过着四周是田野的校园生活，师生情谊和同学情谊是温馨的，许多回忆是美好的。但是，毕竟生活在战火烽烟的时代。当年，作文比赛《写给前方将士的一封信》、在课堂里作时论《莫斯科外围战的臆测》、在游艺会上演唱《流亡三部曲》、参加歌咏队演唱《黄河大合唱》和《吕梁山大合唱》……这一切让龚育之特别难忘。那时，他们遥望长沙焦土抗战的火光和烟尘而叹息，为湘北多次敌骑压境而恐慌。终于，在1944年夏天国民党政府军队湘桂大溃退中，宁乡沦于敌手。龚育之至今还记得走得最晚的几个同学离校时的冷清、仓皇和凄楚，还记得一位同学被长驱直入的敌寇掳去而死于屠刀之下。

　　龚育之“逃离了宁乡，逃到蓝田去上明德高中”。“开学不久，风声又紧，说是日本人又要打过来了，家近的同学回家了，家远的就随学校一起往樟梅乡山冲里搬。学生们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用扎紧裤脚口的中式裤子帮助学校背米到新的校址——樟梅乡一所地主庄园里。”

　　抗战胜利了，明德高中迁回长沙。“校舍大楼刚修复了半边，学生在这半边楼里上课，都住在地下室里。我在这里结识了同班同学、后来的党史学家郑惠。”龚育之与郑惠学习成绩都很好，参加课外活动也很踊跃，常常互相介绍和交换中外文学作品，一起练歌练琴，一起看话剧看电影，还共同创办《春耕》壁报，共同办过校报《明德旬报》。《明德旬报》“社长”黄友群、“主笔”雷普文、“编辑主任”郑惠，龚是“采访主任”。“其实编辑这份八开一张的铅印小报的，就我们这几个同班同学。‘头衔’弄得这么大，是模仿，也是装腔作势，是从报馆里学来了这一套名称。报纸内容完全是学校生活，只是在《国庆感言》这篇社论中表达了对国事的关心和忧虑。但在报纸的版面以外，我们这几个人已结成思想上的密友，谈时事，谈我们读到的书刊，谈国运的艰难，谈民生的疾苦，谈自己的理想和未来。1947年‘五二○事件’之后，我们学校里也发动了罢课，还把校报《明德旬报》改为《明德怒潮》。尽管有国民党当局的禁令和恐吓，有学校老教师的苦口婆心的劝阻，大多数同学还是站到了赞成罢课游行的这一边，在雷普文激情演说的鼓动下一齐冲出了校门。门外两排士兵相向而立，交叉举起上了刺刀的枪支。面对着冲上来的无畏的学生，那举着的枪支被迫一道道地散开了。”

　　1948年秋，龚育之到北平上清华大学。继续投身学生运动的龚育之，先后参加了地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参加了地下中国共产党。

　　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引我走向革命的是时势”吧。

　　离开湖南，多年在外，但是家乡的一草一木龚育之是那么的牵挂。

　　1988年，离别故园40年后，龚育之再一次踏上了宁乡的土地。龚育之感慨，“故乡的山河依旧，世事则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战事早成历史，人民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在和平建设中，全国和家乡都取得很多成就，也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他特别关心自己念过书的学校，拜访了双塘巷小学。“那里学生多了，老师多了，规模也大了不少，校舍都是另建的，但杂乱无章，不成格局。”原来的祠堂荡然无存，但是忽然，他发现一面斑驳残破的旧墙，竟然还是从前那所祠堂大门门墙的遗物，站立在那里令人惆怅！

　　龚育之也拜访了花明楼靳江中学，这里现在叫宁乡四中，现任校长陪他参观了新的教学楼。“这楼倒是在原来那座当时显眼的西式大楼旧址上重盖的，比那座旧楼设计合理多了。我说要参观一下学生和教员的宿舍，校长表示为难。”原来，宿舍还有一些危房，房梁给白蚁蛀了，雨下大了有塌的危险。上面要求不许让学生和教员住危房,可是没有给钱修房子,怎么办呢？于是，校长横下一条心，自己就住在危房里——校长当时对龚育之说：“不然的话，真的房子塌了，学生或教员砸伤了，当校长的却住在好房子里，怎么向大家交代呢？”这番话很使龚育之感动，于是说：“不看别的地方，就看看危房！”

　　看了校长住的危房，又看了其他教员住的危房，令龚育之分外吃惊的是：一所学生宿舍是自己在学校念书时参加募捐、劳动盖起来的两层的土坯房，竟然至今没有重盖，只是拆去了上面一层，还留着底下一层，这样的危房还要继续使用！龚育之为学校还有这么多危房而感到悲哀，又为有这样的自住危房的校长而欣慰。

　　10年之后，在长沙召开毛泽东诞辰105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龚育之借参观刘少奇故居的机会，再次拜访了花明楼中学，这时学校已更名为“少奇中学”。“学校校舍大都是重建的，整齐、明亮，焕然一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纪念刘少奇100周年诞辰的缘故而受到特别的优待。如果全县的中学都能得到大体差不多的校舍，那就很了不得了。” 龚育之还绕道经过石家湾，到原来自得小学的地方看了看，“三排九栋一百间”的周家大屋当然不在了，但那里还是一所学校，校门口的池塘依稀如旧。同时，龚育之还再次拜访了双塘巷小学，那面残破的祠堂旧墙不见了，校舍和庭院整齐多了。老师听说他在这里读过书，表示惊喜，热情的小学生们把龚育之围在中心，挤在庭院里的树下照了一张合影。这一次返回母校，一扫他上次返校心头的愁云。

　　爱较真的自由撰稿人

　　早在1980年，龚育之就已是“副部长”级的职务，但仍长期住在局促而简陋的房子里，来过他家的同志都表示惊讶，极熟的朋友则笑他“书生气”，不会为自己“弄房子”。1989年年末，有关部门通知他可搬到宽敞的万寿路新居。得悉这一消息后，老朋友郑惠特赋七律一首贺龚育之乔迁之喜：“勤修案牍不修窝，部长书生气若何。诸葛庐低才自旺，子云亭小客常多。龙离旧泽深藏尾，鹊换新巢巧唱歌。穷达浮沉身外事，故人长忆亦长磋。”龚育之说，前六句都是打油调侃，最后两句的确是感动了自己。

　　1999年3月，古稀之年的龚育之在“超期服役”十年之后，经过多次请求，终于得到批准，辞去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的行政职务。龚育之说：“我现在虽然已退下来了，但我会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继续写一点东西。”

　　数十年来，龚育之笔耕不辍，著述等身。《龚育之文存》集百数十万言于三卷，是作者人生追求和成长道路的轨迹的折射。他在知识的海洋里广为涉猎，博闻强记；在科学的群山中不断攀登，终于成为多个学科的大家。在当今学界，像他这样既学过自然科学，又研究社会科学，既从事政治宣传，又从事学术研究，既擅长理论思维，又擅长历史思维的学者，是太少了，因而为许多莘莘学子所仰慕。《文存》是作者长期从事的两大领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党史，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领域；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论，即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结合的领域——研究成果的展现。

　　常言道：文如其人。一般而论，作品是人品的物化。龚育之长期致力于追求科学和追求革命的统一。这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追求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不把科学性视为革命外在的东西，而认为科学性是革命性本身的内在要求。他的政治理论宣传文章讲究说理，注重分析，尽量以科学的解剖刀来把革命的道理条分缕析得清楚一些，使政治宣传性很强的内容也含有科学的说服力，从而具有可读性。

　　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文风细腻、表述准确，龚育之做学问的这些特点为人们所称道。讲事，他能将其来龙去脉、原委细节娓娓道来；论理，他能旁征博引，以翔实的文献根据或以多侧面的视角，讲出一般人难以讲出的道道。这就是功力，这就是水平。

　　作为学者， 龚育之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客观真理负责，对实践作出的检验负责。作为党员，他心甘情愿地为坚持和维护人民利益为党所用，依照科学和民主的原则为党所用。毁誉皆因他所选择的人生路是一道难解的题，科学的理论研究需要独立思考、自由探讨，作为党员又要遵守党的决议、宣传党的决议。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对于龚育之，对所有具有双重身份的人都是一道非常现实的难题。

　　在过去“左”倾错误支配的年代，在这道难题面前，曾出现过许多悲剧，很多人留下了痛苦的教训：错误的东西被写进了党的决议，理论界跟着做出许多宣传和“论证”。这种教训人们不能忘却，也不该忘却。但有些人却由此而对宣传和阐发党的决议采取了保持距离的态度。“我认为，正确的办法不是保持距离，而是保持科学态度。”龚育之亮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党的决议，应该既是科学研究的产物，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决议的形成，应该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决议的贯彻，仍然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思想原则。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为理论工作者保持科学态度、摒弃非科学态度，开辟了道路。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总是坦途，但道路毕竟打开了。”

　　有一次，他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在即，作为导师的龚育之在审读论文时觉得一个地方可能与史实有出入，于是要求学生查实。为此，这个学生跑了好几个大图书馆。还有一回，他与人合写一篇文章，由于自己轻信了合作者的“查实”，没有亲自查实，结果发生了“史实记述事故”。此后，龚育之多次向人讲过这次教训。今天有人说，作为党史专家的龚育之对史料的考证之认真近乎“残酷”。

　　每一位名人，特别是学者型的名人，自然少不了有人出书请求作序。龚育之说，自己为别人写序的数量不算多，也不很少，但都是自己写的，都是有所抒发而写的。一般的情况下，不认识的人请他写序他总是婉拒，别人拟好的序言只要他署上名的事，更是坚拒。然而，2000年7月，某省报理论版给他寄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一篇书序，署名“龚育之”。得知后，龚育之十分惊讶，立即给理论版编辑部写信，说明曾明确表示过谢绝为这部书稿作序，现在发表的序言一个字也不是自己所写，不能掠人之美。后来，报社发来一个简单更正的清样，龚育之便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半年之后，自己偶然想起要看一看正式刊出“更正”的报纸，经秘书一查才知“更正”压根儿就没有刊出。又一次被耍弄了，自然十分气愤,屡经催问，“更正”才得以刊出。龚育之说：“现在市场上假冒的产品甚多，没有想到拙作也有赝品。”这就是一个爱较真的龚育之。

　　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 “换笔”已逾十年，虽不算用电脑写作的“高手”，也不算“新手”了。在他家里，记者没有看到墨水瓶与方格纸，看到的是一台液晶显示电脑，这就是他自由撰稿的锐器。在用电脑写作之初，他还担心击键会干扰思维、眼花会看不清键盘。可是一旦真正拨弄这新式武器，却感受到“换笔”带来的快捷、方便。可以想像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学五笔字型的难度。然而在接受采访时，他却这样说：“我也没有按要求背口诀、做练习，只是在弄明白五笔字型的大概之后，就试着录入一篇自己不着急发表的小文章，边慢慢拆字，边慢慢敲键。当整篇文章全部录入后，那种快感无法形容。”终于，“自学成才”的龚育之“摸着石头过了河”！

　　他从此告别了“伏案写作”，告别了“爬格子”。那时，使用频率很高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专有名词，龚育之把它们分别设置为一个个词组，每到用时一击四码一个长词组就一下子蹦了出来。说到“换笔”的好处，龚育之不断地补充着“新材料”：“我那时从中宣部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好意思老求人帮着录入。自己会用电脑，自己动手，爱怎么改、怎么增删，都很方便。”

　　而今，网络也成了老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打开电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电子信箱中有没有“E-mail” 。“伊妹儿”大大缩短了他与朋友们之间的距离，如出版社出自己的新著，一个“伊妹儿”便可把整部文稿发送过去，想审核对方设计的封面，对方发来一个“伊妹儿”，自己在电脑上就可以阅看，有什么意见，一个“伊妹儿”就可以反馈给对方。电脑节省了龚育之的创作时间，也相对延长了他的创作生命。

　　在采写过程中，龚育之曾几次用“伊妹儿”给记者“E”来一些材料，撰写后他又认真地用电脑中的“红墨水”等功能修改审定。只是让记者抱憾的是，因此无法得到他亲自改定的“手稿”做珍藏。也许，因电脑时代让他感觉地球变小了，自己也似乎渺小起来，“著作等身”、“学富五车”的大理论家一辈子的文章，小小几个文件夹就收藏进去了。

　　爱情像春天一样美丽

　　2004年，龚育之从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已经五年。做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也从全国政协常委这个“职务”上退下来了。不久中共党史学会就要换届，他还将从学会会长的“职务”上退下来。他保留的是一串学术研究方面的头衔：他仍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生导师。

　　他的老伴孙小礼，是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学数学的。1951年，龚育之患了一年多严重的肾炎，后来由急性转为慢性，逐渐平稳下来，分配工作了。1954年龚育之向孙小礼求婚，她应允了，并一同去向为龚育之看病的大夫征求意见。一位中国大夫支开龚育之，向孙小礼说：“我是把你当作我的妹妹，才跟你说这个话。你为什么要同他结婚？慢性肾炎病人很可能活不长久，根据医学统计，一般是七年到十年，最多二十年。也说不定过一两年就一病不起了，你怎么办？”说得孙小礼泪汪汪地走了出来。但她当时没有把这位医生的话告诉龚育之，又一起去向为龚育之看病的苏联大夫征求意见。这位苏联大夫一听，笑容满面，不但从医生的立场同意他们可以结婚，并且从年长者的立场对他们表示祝贺，说 ：“Лювовь красивая как весна！” (意为“爱情像春天一样美丽！”)孙小礼至今还忘不了这一句俄文。1954年5月4日，他们领了结婚证。她照顾他的无盐低盐饮食，家务中的体力活都不让他干。他吃了7年的低盐饮食，并没有一病不起，反倒好了起来，可以吃正常饮食，大体上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了。婚后不但活过了一个10年，两个10年，而且活过了5个10年！今年的五一长假，他们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还一起到承德避暑山庄为老两口庆祝了金婚！

　　龚育之夫妇之间，不但生活上相助，学术研究上也相助。孙小礼先是任教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转到物理系，又转到哲学系，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创办者，著有《数学·科学·哲学》、《文理交融》等文集和专著，也是科学技术哲学这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在这个学术领域可以与龚育之同行，相互切磋。龚育之的《科学·哲学·社会》与孙小礼那本书名类似的书，同属于“交叉科学文库”，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则是孙小礼主编的一套“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新近又要出增订的新版了。

　　孙小礼在龚育之之后也学会了用电脑，现在，他们在用电脑方面也相互切磋，相互指点。他们家里有两台电脑，一台面前一个人，都在紧张地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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