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最缺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

　　“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就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 制约。”学者薛涌日前在《新京报》著文表示。

　　文章说，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富人论财富还无法和发达国家的大款相提并论，然而，奢侈品的消费却超前 了好几步。考察一下中外富人的文化行为，可以看出，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

　　文章认为，这一格局之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17世纪以后，欧洲的一些平民新贵通过经营实业成为富人后，首先面临着和贵族争夺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 题。因为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于是，这些新贵就拼命展示自己的财富是如何比贵族的权力更加有益于社会。 有的为故乡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有的则通过在本社区广泛行善，成为公共领袖，被选为下院议员，拥有了政治权力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创造一种与贵族不同的自我认同，证明他们比贵族更高贵，对社会更有益。不久他们就发展出自己的新 格调：节俭。通过节俭，他们向社会证明了把财富和权力放在他们手里，比放在贵族手里对社会更加有利。这种节制、负责的 上流文化，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穴尤其是在新教国家)，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而中国，一直没有贵族 阶层，历史上一般是以官为贵。敛财斗富，在古时的官场上日甚一日。如今的一些富人，不但继承了这种中国传统(官场)斗 富的劣根性，还将国外的大款作为攀比的对象。根本不了解文明国家几个世纪培养出来的上流社会文化，就无法培育出足够的 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

　　张化桥：中国企业成本优势不再

　　UBS(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联席主管张化桥日前在《财经》撰文认为，一些制度痼疾导致中国企业的综合 成本上升，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也直接影响了股市的表现。

　　文章说，近几年国内股市屡创新低，应好好反思一下个中原因。其实，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份，中国很多企业也 不赚钱，股市在这样的境况下当然难有好的表现。

　　文章认为，除了少数行业，在中国经商，基本上已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具有成本优势，而且这种状况还将进一步恶 化。中国的劳动力看似低廉，但跟产出比较就不那么便宜了。20年来，工资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物价指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前工资基数低是一个因素，但国企所有者缺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领导容易多发钱，反正不需自己掏腰包，而且“水 涨船高”，自己也可以得益。近20年来，中国企管人员的水平刚提高了一点，但福利和派头方面已向西方看齐；同时，公务 员和国有企业无节制地涨工资，也带动了私有部门的薪酬和福利。文章认为，与其利润相比，这个工资、福利水平显然过高。 　　

　　文章称，在中国经商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部门同样难辞其咎。监管部门众多，朝令夕改，权力寻租也屡见不鲜。国 企老总往往被政府部门揪来揪去，穷于应付，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从而影响公司股价。

　　文章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如果有1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创业。可现在想创业，还未挂牌各项税、费、证和求人的 开销就已相当可观。一个国家的经商成本指的是综合成本，而不只是劳动力或土地成本。同时，中国复杂的税制和优惠的确肥 了部分企业，可害了整个工商界。而更可怕的后果在于，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钻空子。

　　文章最后说，振兴股市的惟一办法，是提高企业的盈利和核心竞争力，而创造或保持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是关键。浮躁 的人鼓动政府救市，可是把股市抬高以后，如果没有高盈利的支持，股市也会垮下来。

　　陈兴良：中国的死刑成本过低

　　“中国目前死刑之所以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死刑成本过低。”日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刑法学专家陈兴良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对今年春天发生的两起11年前已告破审结、由于有新的疑点出现又重新进入公 众和司法机关的视野的杀人命案：河北聂树斌案和湖北佘祥林案进行法理反思。文章称这两个案件从深层次上对中国刑事制度 ，尤其是死刑适用问题提出了质疑。

　　文章说，从死刑的司法过程来看，死刑的适用成本过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程序上来说，有关国际人权公约都对死刑设置了繁复的救济程序。但在中国刑事司法活动中，虽然刑事诉讼 法专门为死刑设置了复核程序，但由于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使死刑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而为一，效率虽然提高了，但能 否保证死刑司法中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值得深思。

　　其次，从证据上来说，中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在严打中又提出了两个“基本” 要求：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充分。大部分死刑案件都属于严打案件，结果出现了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反而低于一般案 件的咄咄怪事。

　　第三，错杀冤狱赔偿的成本。对于发现错杀的，在国家冤狱赔偿的数据计算上，不能仅仅按照错误关押那样根据上一 年度人均收入的平均值计算，而应明确规定一个足够大的数额。同时，对于冤狱制造者应当加大其行为成本，直至追究刑事责 任。

　　文章最后说，死刑是有成本的，并且成本还十分巨大。但大多数中国人也许没有死刑的成本观念，在有些人看来，死 刑甚至是最经济的一种刑罚，无非是花一颗子弹的钱。有些人则认为与其判处长期徒刑靠纳税人的钱养活罪犯，不如执行死刑 更为经济。文章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错误思想。

　　吴敬琏：民气还要化为民智和民力

　　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表达对祖国的热爱的正确方式，最根本的 在于增强我们国家的实力。

　　吴敬琏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有了很大增强，但离好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腾飞于世界这个目标，还 有相当大的距离。他援引邓小平的话(判断一件事情正确与否、一个政策是否合适的标准，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生产力的发 展，是否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示，我们要爱国，要反对日本右翼，但把爱国之心落到实处 ，就是为实现这三大目标埋头苦干、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吴敬琏说，作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中国的国民应该调整心态。毕竟现在跟100年前不一样了，那时候中国非常贫弱 ，老百姓没有更多的办法使祖国更加强大，所以他们的爱国主义往往流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在当今的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 完全可以发挥得更有效，那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三大目标上，容纳和团结一切不反对我们的人。而在极端的民族情绪下， 往往会不加区别地对待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这样不利于打击日本右翼势力。中日之间的经济交往应该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动 力。中断这些往来，并不会对抵制日本军国主义、打击右翼势力发挥积极作用。

　　吴敬琏最后说，为了民族尊严、民族利益，表达人民的意志，这种“民气”非常可贵。但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就要 化“民气”为民智、民力，使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发挥真正的作用。除了要有爱国的激情，还要有大国国民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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