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底线是一个人应有的情怀

　　宋健，控制论、应用数学、航天技术专家，两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的倡仪者和领导人。

　　采访-曾涛思文

　　坚守底线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情怀

　　《中国青年》：读了您的论著《世纪之鹄》，使我们有机会领略您广泛深邃的涉猎历程：您用系统工程的眼光指点航 天，研讨数学，探索地质，观察天文，索密生物，从不浅尝辄止，读后有许多感触。您是否可以首先对人生信念作一个描述？

　　宋健：我们这一代人，不仅是我自己，想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力量和鲜血贡献给这个国家。

　　做人与处世是有底线的，坚守底线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情怀。有人坦然踏破底线，他只活出了形式主义的虚空；有人则 誓死保持底线，于是活出真我风采和神妙气韵。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先生曾拒绝美国的名诱利惑，他坚持自己的原则，视民族的荣誉为最高荣誉，视祖国利益为最高 利益，这是钱氏法则，更是我们心灵的楷模。

　　《中国青年》：《世纪之鹄》里有一篇文章——《超越疑古，走出迷茫》是篇精彩的抒情散文，是发起 “夏商周断 代工程”研究的先声号角。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古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惊赞：“这是我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里所看到 的文章中最有气魄的一篇”。钱学森先生也评价：这是一次学术研究工作的创举，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融为一体的大科学！

　　宋健：爱国需要读史。人们说，无论是学社会科学的，还是学自然科学的，都应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 “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学习和了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当时我对古代史了解甚少，于是到处买书看。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惟独我们不知道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 史。我看过好多外国人的讲义，美国的、英国的，他们都说中国的历史文明史从商代开始。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说从 商代开始呢？因为殷商之前的文明我们没有发现。

　　《中国青年》：所以，国际上就不承认中国是5000年的历史。

　　宋健：他们觉得中国就是3000年历史。读了很多书以后，我才明白，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得不够，中 断了几乎1000年。我想我有责任，作为组织者、领导者，把历史学家推到前沿，于是，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一 个课题。

　　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现在我们找回了800年的记录，这个800年，还有争论，因为夏还没有找到。去年， 在河南又发掘了一些都城的遗址，很多人认为是夏朝的，这个很好。如果真能证明它们是夏朝的，那就说明夏有了一个证据。

　　关于中国古代史，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下去。特别希望下一代人，年轻的历史学家们，不恤闲言，勇往直前。

　　我去当了八路军，那一年，我14岁

　　《中国青年》：在我们接触的大科学家里，许多人小的时候都有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和家庭背景，比如，前些日子我们 采访的杨振宁先生。而您是非常特殊的一位，您出生在山东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里，父亲是没有念过书的贫苦农民。

　　宋健：是的。我想，出身是不能选择的，生在什么家庭就是什么家庭。

　　抗日战争前夕，我出生了。稍微长大一些，我就懂得要打日本鬼子。所以我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中度过的。一直到解放前后，我才有了学习的机会。这与很多科学家不同，他们出生在大城市，他们有良好的初等、中等 教育，而我这些都没有。

　　《中国青年》：没有学习的机会，您就去当了八路军？

　　宋健：我们那个地方是解放区，为了让我们有书读，八路军办了一个“游击中学”，我在那儿读了一年书，后来日本 投降了，上级就把我们都分配了，我去当了八路军，那一年，我14岁，当通讯员。

　　我特别喜欢读书，还有写日记什么的。我的首长于洲司令员是一位教育家，他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够找个机会继续学 习。所以，1948年的春天，我就夹在大人里边，到了华东工矿部干部学校学习，这是一所为新中国培养干部的学校。

　　《中国青年》：一些资料介绍，无论您到哪儿上学，都会成为那里最优秀的学生。

　　宋健：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性的短文，我说它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兴趣。比如，我特别想知道有些道理为 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所以念起书来就特别地用功。我记得，大概是1948年吧，有一天，我的同学告诉我说枪的马 力很大，我就琢磨一定有办法能算出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凑这个数，凑不出来。后来学了物理学，才知道了，哦，原来有 定义，还有牛顿力学。这对我的启发非常之深。另外就是机会。这也十分重要，一个人，他很聪明，但如果他没有机会，最后 也会被埋没。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 觉得，哦，那就是真理。等到我做了航天部的副部长，做了国家科委主任，做了国务委员——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问题 自然科学解决不了，是需要社会科学来解答的。从那时开始，我便对社会科学也有了兴趣。这样，我的眼界就一下子打开了。

　　我放弃博士学位回到中国

　　《中国青年》：从1953年到1960年，您在苏联留学。一开始，语言应该是个障碍吧？

　　宋健：是的，一开始，它确实是个障碍。不过，当时年轻啊，我大概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俄语就基本过关了——无 论听力，表达，还是词汇，足够我学习和交流了。等到上五年级，我的俄语就非常流利了。可以这么说，俄语基本上成了我的 第二母语。

　　我在莫斯科同时念了两个大学，白天在鲍曼高等工学院，晚上在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学习。在那里，我遇到了两位 盲人教授，其中一位是世界闻名的数学家潘特里亚金，陈省身先生曾经这样评论他：潘特里亚金简直就是个奇怪的天才。他从 中学起就双目失明，但却在数学、几何学、微分方程、控制论方面都取得了世界级的成就。我听过他的课，也参加过他的讨论 班，他还能叫得上我的名字。还有一位老师是讲复变函数的，复变函数是一门很抽象的数学，他却能讲得很生动。

　　《中国青年》：他们对您有什么启发？

　　宋健：做一件事情，只要认真，就一定能弄懂它——今天不懂，明天再看，两遍三遍四遍之后，它就会印到你的脑子 里去了。不是吗？连双目失明的人都能够有这样大的成就，有一双明亮眼睛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呢？这样想的时候，就更增强了 我对研究某些问题的信心。

　　我的专业是控制论。读五年级那一年，钱学森到苏联访问。由于他的成就，在苏联人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 世界级科学家。而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学生，没有可能见到他。后来，老师推荐我做研究生，我就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国使馆， 使馆就把我的报告转回国内请示有关部门。当时国内正好成立航天的第五研究院，而我的专业是飞行器的控制，所以这封信就 到了钱学森手上，他一看，说，哎，这个专业很好，应该鼓励他学习。于是国内就来了回话，同意我学这个专业。这是我第一 次间接地接触钱学森先生。

　　我刚读完副博士学位——副博士学位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就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他们觉得这篇论文应该稍微再做 一点工作，花半年的时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这之后是中苏关系破裂了，大使馆的同志给我讲了国内的形势，1960年的 冬天，我毫不犹豫地放弃博士学位回来了。回来后被分到航天部工作，在钱学森先生的领导下，我在航天部工作了24年。

　　《中国青年》：有意思的是，那个博士学位证书，在30年后，又补发给您了。

　　宋健：是的。1990年，我率一个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我的学校决定让我去作一个学术报告，作完报告后，由 苏联高教部把博士学位证书发给了我，说是修补过去的遗憾。第二年，苏联就解体了，所以，我的博士学位变成了很珍贵的历 史见证。

　　没人想到，作中国的人口预测，我们是第一个

　　《中国青年》：我们知道，如果您想要研究某一个问题，您绝不会浅尝辄止。

　　宋健：是的。我绝不会听到一个什么风就去跟这个风儿，我很讨厌“跟风”。如果我不懂，我就会去图书馆里查资料 ，弄清楚这个问题在科学上的结论；或者是去请教懂行的专家们，听他们的意见。这是一种学习的态度，对我们来说，它十分 重要。

　　《中国青年》：回国后，您立即投入到了导弹系统的研制工作中。这个工作非常保密。

　　宋健：是的。一开始，我是做一个型号，就是一种导弹的主任设计师。总设计师是管整个型号的一枚导弹的全套装备 的研制，我是学控制的，我只管导弹的控制系统。

　　《中国青年》：1979年，您运用您的专业知识——控制论原理，第一次科学地作出了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消息一 经发布，立即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这一研究成果也直接影响了8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是什么事件促使您在研究导 弹的同时，又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

　　宋健：说来话长。1957年，还在我念书的时候，就从报纸上得知国内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1968年，在《新 观察》上，我又看到了他发表的一篇《我的声明》，声明中说：他不能接受这些批评。这个老人真是可敬，在那么大的压力下 ，居然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公开地向批评者宣战，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那时候，中国人口增长得很快，已过了8亿了，我就想，是不是能够用控制论的办法来研究一下呢？这样想的时候， 我就把马尔萨斯的书拿来看，真正地研究起人口学来了。

　　1978年，我到芬兰开会，会后，访问了荷兰、法国，遇到了很多搞控制论的同行，他们也在研究人口问题。我就 问他们：为什么研究人口问题？用什么方法研究？通过交流，我豁然开朗。回国以后，就请了几位我的学生一块儿研究。从孙 中山时代的人口理论，一直到毛主席讲的一些话，我们全部都学了，这才开始作人口定量研究和中国的人口增长预测。

　　我们用定量化的方法，把自然科学的东西移植过来，我们居然做到了。我不能说这在世界上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在中 国这是第一次。那么多人口学家，没人想到作中国的人口预测，我们是第一个。

　　从此，这种定量研究方法就变成了一个学术问题。20年过去了，世界上已经有一大批人按照我们的方法来研究人口 发展问题。

　　《中国青年》：当时你们预测的数据是：到2004年，中国将超过10亿人口。那时候，有不少人不信这个结果。

　　宋健：是啊，可是2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

　　一些老同志私下里跟我说：恐怕你不一定干得了

　　《中国青年》：1986年，您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成为掌管中国科技界的高层领导人。您做的哪件 事情，让领导注意到您，让他们决定由您来担任这样一个科学系统的组织者呢？

　　宋健：这个细节我真的是不了解，甚至到现在也还是不了解。我就知道他们找我谈话，要我去，之后是，我就去了。

　　《中国青年》：在航天部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了这种能力？

　　宋健：哎呀，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很多人为我担心，一些老同志私下里跟我说：恐怕你不一定干得了。但是，我有这 样的信念：就是诚诚恳恳地捧着一颗心去做工作——如果一定要我做的话，我要努力奋斗，争取把我的指挥能力贡献出来。

　　《中国青年》：从一个纯粹的科技工作者，走到中南海，承担国务委员这一职责，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宋健：就是觉得知识不够用。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下决心：凡是没有学 过的东西，我就一定要学。应该说，从1988年起，我天天在学习。比如说，生物学，在此之前，我一点儿都没学过。怎么 办呢？我就下决心，从大学生物学开始念起，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总算是把生物学的基本原理，甚至“基数倍”这个分类学， 弄了个清楚。

　　《中国青年》：在做国务委员的时候，什么事情让您觉得最难办？

　　宋健：初期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的提法不 对，这样会限制科学发展，会变成只搞经济。也有的人认为：科学技术必须要面向经济建设，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当时的争论 很激烈。

　　《中国青年》：您正好被夹在中间。

　　宋健：对。我主持起草一个文件，我希望这个文件，上面能满意，持有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们也不会太难过，我就处在 这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中央的精神是正确的。不是吗？如果人们都穷得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而你却只谈发展科学技术——这难道 不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吗？反过来，有些科学家的意见也有道理。是的，科学研究不能只是百分之百地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 它是一项长远的造福子孙后代的工程。我们要允许这样的科学家们存在，也要给予他们鼓励——处在这样的一种困难境地，让 我烦恼了好多年。

　　《中国青年》：那么，后来呢，又是什么事情让您觉得最难办？

　　宋健：90年代以后，我们的战略方向转移了，就是发展高技术产业。这个问题也有不同意见。你可能知道，发展高 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本人的倡议，中央、国务院都同意。但后来又引起了争论，有人说：中国这么多企业，哪个企业都能够干， 干吗非要搞“区”呢？这不是在搞形式主义吗？在不同的争论声中，我作着对比，找着出路。

　　《中国青年》：这期间，您提出“科技兴国”的主张。1995年，又上书中央，提议中国确立并开始执行“科教兴 国”战略。

　　宋健：90年代初，各个地方都出现了什么科技兴市、科技兴农之类的词，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央是否应该有一 个统一的口号？是不是可以统一起来叫作“科技兴国”。后来考虑到这个科技兴国不太好，还要有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制度来 说，应该把教育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决定把“技”字改成“教”，提出“科教兴国”。1995年，我们就向中央提出 建议，把“科教兴国”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被中央所采纳。

　　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席卷全球，高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进步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高科技产业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全面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正是适应世界科技和经济新世纪发展潮流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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