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 外国老兵的中国传奇

　　他是宋庆龄的挚友，他掩护过邓颖超，他用镜头和钢笔记录过毛泽东、陈毅、邓小平等领袖的点点滴滴，他是斯诺夫 妇的朋友。他曾是一个外国人，但却是周恩来总理特批的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专家。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刚刚探望过他。他就是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个把毕生奉献给中国的传奇老人。

　　拜访爱老当天，他刚刚度过了90岁的生日，为了表达《新世纪》周刊对爱老健康长寿

的祝愿，记者为他送上了一束 康乃馨。

　　进门时，爱老正在一摞厚厚的名册上专心致志地签字，他戴着眼镜，整个身子倾在写字板上，甚至没注意到我们的到 来。没打扰他，我们悄悄从他身后绕过，径直来到客厅里。

　　爱老的夫人黄浣碧看着记者手里的鲜花嗔怪道，“我就忘了在电话里叮嘱你不要买花，你看看，家里都摆不下了！”

　　可不是吗，宽敞的客厅几乎被鲜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其中还有4月17日下午，胡锦涛总书记来看望爱老时送上的 硕大花篮。这些鲜艳的花朵承载着人们对于这位世纪老人的喜爱和感谢，寄托着对他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

　　完成了签名，送走了上一位来拜访的客人，保姆小王推着爱老向我们走来，他的脸上带着慈祥又温和的笑容，紧紧握 住了记者的手——那是一种很特别的握法，有点像掰腕的美国式握手，充满了力量。他的手掌宽厚、温暖，一如他的笑容让人 感动。

　　童年

　　1915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华沙，父亲拉沙尔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统治，曾坐过沙 皇的监狱。那期间，作助产士的母亲松亚被流放到了寒冷的西伯利亚。

　　爱泼斯坦出生后不久，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恰逢父亲被所在的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随着德军逼 近华沙，母亲抱着襁褓中的爱泼斯坦，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又转乘轮船来到日本与拉沙尔重逢。两年后的1917年， 爱泼斯坦一家移居到中国哈尔滨。

　　1920年以前，爱泼斯坦生活在哈尔滨，在那里，他接受了一生当中惟一的一点俄语教育，那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是 俄国式的。

　　不久，沙皇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打败，在他们大量逃往哈尔滨的同时，也把“排犹”的恐怖活动带到了那里。哈 尔滨街头，白俄官兵追赶、射杀犹太人的情景时有发生。于是1920年，爱泼斯坦一家被迫举家南下，迁往天津，并在那里 生活了18年。

　　在爱泼斯坦7岁那年，被父母送到了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小学读书。尽管生活在欧美文化的圈子里，但父亲仍坚持向他 灌输民族平等的思想。

　　父亲同情中国民众，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并将所得款项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他还常告 诫幼小的爱泼斯坦：“我们犹太人遭受着歧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再歧视别人。”

　　爱老说：“尽管在年轻时没人教我中文，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半殖民地环境的影响，但我父母的进步思想对这些影响 起到了抵制的作用，对我的世界观起了引导的作用，使我没有被这些影响所淹没。而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的东北，也使 我受到极大的震撼。”

　　记者

　　当一名记者是爱泼斯坦从小的理想，初中毕业后不久，他如愿以偿。1931年，爱泼斯坦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 了记者生涯。

　　这家英国人创办的报纸在京津两地发行，每天出版20版，由于报馆人手不够，年轻的爱泼斯坦从采访编辑到打字校 对都是亲自上阵，尽管辛苦，他却从中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1933年底，有人将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远东战线》交到了爱泼斯坦的手中，要他写一篇评论 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在阅读《远东战线》时，爱泼斯坦被书中的内容和作者的写作风格深深地打动了。他打听到埃德加·斯诺在北京的住 址，在一个周末专程去拜访了斯诺夫妇。

　　那一年，爱泼斯坦18岁，尽管在年龄上与斯诺夫妇有着10年的差距，但他们很快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和伙伴。爱 泼斯坦就开始为斯诺夫妇主办的《民主》月刊写稿，接着又成为这家刊物的编委会成员。此后，爱泼斯坦坚定地与斯诺一起投 身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当中。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北京、天津沦陷成为敌占区。一天，斯诺带着一位衣着朴素但谈吐不 凡的女士，突然到天津造访爱泼斯坦，斯诺称那位女士为“李太太”，希望爱泼斯坦协助“李太太”从敌占区返回延安。

　　爱泼斯坦利用自己在天津的特殊身份，安排“李太太”住进了犹太人开设的一家饭店，然后又买到了开往烟台的船票 ，护送“李太太”从烟台上岸，直至安全抵达了延安……事后，爱泼斯坦才知道，“李太太”就是邓颖超。

　　也是在那一年，爱泼斯坦做出了意义重大的抉择：那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爱泼斯坦的家在天津，他的父母已在那 里平静生活了20多年，但他们不愿意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打算移居美国。爱泼斯坦该何去何从呢？经过一番思量， 爱泼斯坦决定留在中国。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那时决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有其根源的，那就是我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事实 上，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将占有独特的地位，支持和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是 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实际贡献。”

　　送走了父母，爱泼斯坦站在塘沽港口的轮船上，看到许多满载着日本兵的登陆舰正在靠岸，心中默默地想：现在你们 翘着尾巴来了，但我要留下来看你们夹着尾巴回去，我要用记者之笔记录下这个过程！

　　希望

　　早年，爱泼斯坦曾专门撰文写过一篇报道，题目叫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文中，他毫不吝惜溢美之情： 这首歌的作曲者聂耳是一个天才，他在中国音乐界的出现，是一个预兆、一道闪光，显示着中国被压迫的底层大众中隐藏着巨 大的天才……《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出自田汉之手，他是中国新戏剧家中最富有活力、最有才华的一个……

　　谈到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感受，爱老说那是一种他从未感受到的震撼。

　　那是在抗战爆发前四个月，爱泼斯坦去天津青年会的体育馆参加一场大众歌咏运动。“当时，大厅里面有400个人 站着唱歌，他们表情严肃，重复着他们学到的歌词。”

　　作为一个旁观者，爱泼斯坦很快便受到了感染，热血沸腾起来。爱老说，当时除了《义勇军进行曲》本身，吸引他的 还有一位叫做刘良模的中国人——他是“大众歌咏运动”的倡导者。

　　“当时的天津驻扎着4000人的日本军队和同样多的间谍，我们唱歌的时候，他们(日本侦探)就出现在现场，并 装作很偶然闯入的样子。随后，在他们周围，唱歌的声音开始动摇起来。

　　刘就说，‘大厅的门是敞开着的，朋友都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如果有人不唱歌，他来这里一定另有企图，也许是要 捣乱吧，请大家看看自己附近的人是不是在唱歌。’他说完这句话，每个人都在查身边的人，最后400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在 两个日本侦探身上。”

　　“那两个日本人满脸通红，想方设法地躲避着人们的眼睛，最后实在躲不过去了，他们也哆嗦着嘴唇勉强吐出中国歌 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边唱，一边小跑着朝大门口走去……”

　　在那次活动中，爱泼斯坦结识了很多进步青年，从他们身上，爱泼斯坦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他离开时，刘 良模紧紧抓着这位外国记者的手。坚定地说道：“你知道，有朝一日，我的歌咏队将变成战斗队。”

　　朋友

　　1939年，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爱泼斯坦受雇的合众社认为中国的抵抗会逐渐消沉下来，同时日本会成为合众 报在亚洲最大的客户。于是，他们以爱泼斯坦过于“亲华”而不适宜在日本占领区工作为由将他解雇了。

　　这个变动成为爱泼斯坦一生当中的分水岭，他来到香港，加入了老朋友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爱老回忆 说：“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她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忠诚奉献的革命家，我们大家把她当作慈母一般看待。 ”

　　有一次，爱泼斯坦和同住的小伙子艾伦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请宋庆龄来吃，宋庆龄欣然答应。爱泼斯坦和艾伦在高兴 之余开始慌张起来——他们满屋子都找不到一块桌布来让这次午餐看起来更正式一些。最后，他们只好临时用一条干净的床罩 来代替。

　　席间，三人边吃边谈论“保盟”和其他的事情。饭后，宋庆龄在表示了感谢之后逗趣地问：“你们中间哪一个是睡在 这条床罩下面的？告诉我，我才走。”那一天，爱泼斯坦和艾伦在欢笑声当中送走了宋庆龄，他也因此与宋庆龄结下了长达4 0年的友谊。

　　1951年夏天，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已故)应宋庆龄的邀请，克服重重阻力，由美国绕经波兰返回北京，参加 了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的创刊工作。

　　这一呆就是十几年，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对外宣传人才。期间爱泼斯坦经周总理批示获得了中国国籍，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75年的一天，宋庆龄在和爱泼斯坦的闲谈中透露出，希望在自己身后由爱老来为她写传记的愿望。此前，她已 谢绝了许多人为她写传记的请求，由此可见她对爱泼斯坦的信任。

　　事实证明，爱泼斯坦的确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开始写作《宋庆龄传》那一年，爱泼斯坦已经70岁了，他经常到 宋庆龄故居写作，寻找宋庆龄生前的痕迹，感受宋庆龄留给他的精神财富。经过十个春秋，爱泼斯坦终于完成了宋庆龄生前的 嘱托，于1992年出版了《宋庆龄传》一书。

　　信仰

　　在爱老的传奇人生中，战争占去了大半，他本来可以远离中国战场上的硝烟到西方社会去做一个绅士，然而骨子里的 正义感和对中国的热爱，让爱泼斯坦坚定地留在了中国，即使经历困苦，他也从不曾有过退怯。

　　文化大革命期间，爱泼斯坦未能逃脱厄运。“文革中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者在会上讲话，希 望借此显示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类的邀请我一般是有请必到，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 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

　　因为爱泼斯坦的这次拒绝，为自己招来了厄运。不久，他和夫人邱茉莉被“四人帮”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北京秦城 监狱，一关就是5年……

　　即使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爱泼斯坦仍坚定他的信仰，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当中写到：“我从没有想过把 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有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 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

　　世纪人生

　　1915年4月20日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生于波兰华沙，又名艾培，犹太 族；

　　1917年 随父母来到中国；

　　1921年 在天津读书；

　　1931年 中学毕业后，进《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后历任《北平时事日报》编辑，美国合众社、重庆美国《 联合劳动新闻》记者)；

　　1933年 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

　　1938年底 应宋庆龄邀请赴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曾多次深入抗日前线和 根据地，采访中共领导人；

　　1944年5月-10月 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接见。其间，经他改写 ，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1945年 赴美国，任纽约《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后参加美国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

　　1951年 应宋庆龄之邀到中国筹办《中国建设》(1990年1月改名为《今日中国》)杂志；

　　1957年 加入中国籍；

　　1964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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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在中国

　　历任《中国建设》(《今日中国》)杂志社执行编辑、总编辑，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顾问，3S研究会副会长、顾问 ，中美友协理事，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副主席。2001年3月任第四届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第六至九届全国政协常 委(新闻出版界)。

　　记录中国

　　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等记录中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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