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战老兵的过去和现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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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8日16:52 外滩画报 | ||||||||
龙启明:国内惟一健在的飞虎队中国队员 60年前,他们是一群青年,在那个“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年代,用热血和生命,演绎着舍生取义 ;60年后,他们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战争的残酷,让他们在此后的生命中不断地回味那段生死经历,而时代,渐渐地 将他们从舞台的中心抛到了角落……
5月9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 一群挂满勋章的耄耋老兵,荣耀前行。 他们说,我们不怕死亡,怕的是被遗忘。 而他们,恰恰最不该被遗忘。 因为,他们是那场战争最震撼人心的主角。 外滩记者王杰/报道 “两个人站到我身后,一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使劲往后拽。这是他们发明的整人办法——开喷式飞机。” 在重庆市大渡口革新村小游园旁的一栋居民楼里,82岁的龙启明老人,向记者提起“文革”期间被批斗时的情景, 还禁不住哈哈大笑。 那些“红卫兵”并不知道,这个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的老人,在1940年代就是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美国 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驾驶着绘有吓人的鲨鱼嘴和插翅飞虎队徽的战机,把侵华日军打得闻风丧胆。 他的子女、朋友、邻居,也是在2003年从电视里才知道,这位已从重庆钢铁厂退休的老人,是国内目前健在的惟 一参加过“飞虎队”的中国飞行员(当年共6名中国人参加过“飞虎队”)。 龙启明极少向人提及那段往事。惟一能触及他对60年前那场战争思绪的是,家中珍藏着的那一张张泛黄的图片。照 片上,那一张张曾熟悉的面孔已不再清晰,但龙启明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一一说出他们的爱好、与他们共同战斗的情景 …… 这些照片,印证着一段历史,也印证着战争对龙启明命运的改变。 从军 有浓重广东口音的龙启明,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龙朝杰,是当时港英政府电讯司副司长、 香港华员会(在港华人组织,相当于工会)会长。 龙启明现在还会想起,在13岁时作为一名中国人所受到的羞辱。有一天,他去父亲办公室,刚进大门,洋人司长K ay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恶狠狠地喝道:“Getout!Chinesegobackdoor!(滚,中国人从后门进去 )”龙启明只能屈辱地从后门进,见到父亲后忍不住痛哭起来。 “我父亲非常仇视侵略中国的外国列强,他虽然在港英政府打工,但他发誓永远不穿西服。他这种民族气节,对我后 来影响很大。”龙启明说。 1941年12月8日早晨,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开始进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 当时,18岁的龙启明,正在香港政府工学院读大一,混乱的时局,终结了他的大学生活。为躲避日军抓壮丁,他和 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到了澳门。 后来他们听说在大后方桂林,广西大学接收免费华侨生,于是决定去当时被称为“小香港”的桂林。 让他们失望的是,广西大学正好放假,而学校根本不接收免费的华侨生。龙启明只好和伙伴们在街头闲逛。 一则广告,改变了龙启明的命运。 内容是“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学员”,要求是大学生。龙启明正好符合条件。 一周后,飞机把他们这群预备留美的空军学生接到了重庆,降落在珊瑚坝机场。 这是龙启明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 一年后,1943年,龙启明飞得更远,被送往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雷鸟基地。由于盟军飞行员非常紧缺,他和 21名队员只接受了3个月的高级训练,就回国投入实战。 “我渴望进入歼击机队,我跟日本人是家仇国恨。”龙启明今天谈起,还是一样的口吻。因为他的父母往昆明逃难途 中,在贵阳不幸被日军炸死。 飞越“驼峰航线” 但是龙启明并没有如愿驾驶歼击机,而是被编入“运输编队”,执行中国—印度空中飞行任务。 当时滇缅公路运输线都被日军截断,这条空中航线成为盟军惟一的一条空中走廊,也是中国接受外援的惟一“血管” 。从印度出发,经过缅甸,到达昆明和重庆。中国向印度运送境外对日作战的士兵,返回的时候运载汽油、医疗器械等战争物 资。 这条1942年开辟的空中运输通道,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驼峰航线”,沿途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 那时,龙启明和1~3名不同的美军飞行员编成一组,每天早上7点,从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起飞,穿过“驼峰”到达 印度亚山姆省,装满物资后再经“驼峰”返回,往返一次约6个小时。 在龙启明的记忆里,每次飞行的这6个小时,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死亡考验”。 当时运输机飞行高度是3000多米,飞越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无法达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 ,而峡谷的海拔在2000多米。另外,飞机飞行时,常常会遇到强气流,很容易发生意外。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因落入荒 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驼峰航线”因此被称为“制造寡妇”的“死亡之旅”。 事情过去了60年,提到这里,龙启明依然眼含热泪。他说,那时候,几乎一两天就有飞机掉下来。前一天,大家还 在一起喝酒聚会,谈笑风生,第二天就有人永远地离开了。 据战后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 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那时候的飞机没有空气增压设备,要戴着氧气面罩。3000米高空,机舱内寒气逼人,每次飞行,飞行员浑身都被 汗水湿透,脸上的汗水甚至结成了冰霜。 “‘在中国我只有一件事要做:把日本狗打趴下,叫他们投降!至于生死,是我与上帝间的事。’这是我最要好的战 友瑞恩斯在飞虎队的格言。”龙启明说。 龙启明手上还有瑞恩斯的照片,这位来自美国西海岸的美国人与龙启明最为要好。 有一次,龙启明跟机长瑞恩斯执行任务。在峡谷穿行时,前方突然闪现一座高山。龙启明猛拉操纵杆,飞机就是爬升 不了。眼看还有五六百米就要撞上,龙启明绝望了。在这一刻,瑞恩斯还在笑,并借助气流,猛地一拉操纵杆,忽地一下蹿了 上去。 1944年4月,在“驼峰航线”飞行2100个小时之后,龙启明与另外5名中国飞行员,正式调入陈纳德将军率 领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轰炸大队最年轻的“飞虎队员”。 龙启明所在的轰炸大队,主要执行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仰光、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进行轰炸的任务 。每次干掉一个目标,美国战友都高兴得差点翻跟斗,嘴里大叫着“Hittarget,Hittarget(击中目标了 )”,接着,把飞机开得忽忽悠悠的。 一天,飞虎队员们正在洗澡,警报突然响起,立马向外冲———不是逃命,而是去背降落伞,力争第一个跳上飞机, 与日军交手。“那一刻,我们来不及穿衣服,全是赤身裸体就上了战场”。 1948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和美国战友们离开生活战斗了8年的中国回美国,重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 地前来为他们送行,人群抬轿子般地抬起陈纳德的汽车,经过几个小时将车一直抬到中心广场。 那个岁月的爱情 战争让龙启明失去了家,却让他得到了爱情。 1943年,昆明。在西南联大的舞会上,年轻英俊的龙启明与一名穿旗袍的上海姑娘在《蔷薇处处开》的歌声中相 遇。当天,颇有绅士风度的龙启明用吉普车将姑娘送到家门口。 几天后,龙启明与朋友一起找到姑娘住处。一进门,便见穿得很破旧的姑娘在一个烂盆子里洗衣服,那些衣服都打着 补丁。龙启明心里一酸,随即冲出门去,跑到街上买了两套新衣服。 姑娘说什么也不收。逼得急了,龙启明放下衣服就走:“我一个大男人,拿这女人衣服干什么?”临走时,他约姑娘 下周再见。 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没有仪式,没有喜糖,只是几个相熟的朋友一起聚了次餐。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当了中国航空公司民航飞行员,从昆明来到了上海,和妻子定居在当时的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 ),当时每月薪酬3000美元。 1949年5月24日,龙启明驾机飞香港,准备次日飞回上海。但第二天,上海解放,龙启明滞留在了香港。 十分想回家的龙启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归。1949年11月9日,龙启明参加了著名的“两航”(中国航空公 司、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他与战友们驾驶着12架飞机飞回北京和天津。 1952年,龙启明转业去了重庆钢铁厂。 在重钢的28年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他说:“我只不过做了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 。” 从英雄到平民 在中国那段受极左路线折腾的历史中,龙启明同样经受着折腾。从英雄到平民,从平民到英雄,他在重钢的命运,就 像晴雨表一样记录着同期的中国政治气候。 1952年10月到1955年,他在重钢当计划员,后来又被调到耐火材料厂去“烧砖”。1960年,调重钢集 团运输部工作。 1964年,厂里的夜大培训技术干部需要英语教员。此时,人们想到了龙启明。“我的英语比国语学得好。让我教 英语,也算是专业对口,我很高兴”。 龙启明点上一支香烟长叹了一口气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更是厄运不断,被打成“英美特务”、 “伪军官”,家被抄,自己成了被批斗的重点对象,被送到农场劳动…… 1967年3月9日,龙启明被关了起来,理由是,他准备驾驶飞机,把隐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偷渡到台湾去。 最最让他痛心的是,1971年,妻子在重庆去世。那时,他正被批斗,7个孩子中有3个被下放到乡下劳动锻炼, 没有亲人守候在她身边。 直到1972年8月25日,军管会为他平反,当面烧掉了所有的黑材料,龙启明才从委屈走向阳光。 这一切,龙启明挺过来了。他说:“历史如过眼烟云,我不再抱怨。” 退休之后的龙启明,1981年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开始享受生活。太太小他20岁,两个人每天各有各的生活安排 。 在香港长大的龙启明,至今还保留着西方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他早上一定要吃西餐,离不开黄油和面包;他喝咖啡,都是自己煮的,从来不喝速溶的;每天中午12:30到3: 00,是他的午休时间,雷打不动。不过,“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一拨一拨记者要来采访,有点累了”。 老人迷恋古典音乐,还有贝多芬、莫扎特,不喜欢摇滚。偶尔,他会兴致勃勃地前往希尔顿酒店,安静地喝着咖啡, 欣赏那里的菲律宾乐队演出。 他说,在迷离的灯光下,经常会想起在昆明基地的时候,战斗间隙,军营里组织的舞会。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