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战老兵的过去和现在

　　龙启明：国内惟一健在的飞虎队中国队员

　　60年前，他们是一群青年，在那个“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年代，用热血和生命，演绎着舍生取义 ；60年后，他们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战争的残酷，让他们在此后的生命中不断地回味那段生死经历，而时代，渐渐地 将他们从舞台的中心抛到了角落……

　　5月9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

　　一群挂满勋章的耄耋老兵，荣耀前行。

　　他们说，我们不怕死亡，怕的是被遗忘。

　　而他们，恰恰最不该被遗忘。

　　因为，他们是那场战争最震撼人心的主角。

　　外滩记者王杰／报道

　　“两个人站到我身后，一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使劲往后拽。这是他们发明的整人办法——开喷式飞机。”

　　在重庆市大渡口革新村小游园旁的一栋居民楼里，82岁的龙启明老人，向记者提起“文革”期间被批斗时的情景， 还禁不住哈哈大笑。

　　那些“红卫兵”并不知道，这个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的老人，在1940年代就是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美国 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驾驶着绘有吓人的鲨鱼嘴和插翅飞虎队徽的战机，把侵华日军打得闻风丧胆。

　　他的子女、朋友、邻居，也是在2003年从电视里才知道，这位已从重庆钢铁厂退休的老人，是国内目前健在的惟 一参加过“飞虎队”的中国飞行员(当年共6名中国人参加过“飞虎队”)。

　　龙启明极少向人提及那段往事。惟一能触及他对60年前那场战争思绪的是，家中珍藏着的那一张张泛黄的图片。照 片上，那一张张曾熟悉的面孔已不再清晰，但龙启明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一一说出他们的爱好、与他们共同战斗的情景 ……

　　这些照片，印证着一段历史，也印证着战争对龙启明命运的改变。

　　从军

　　有浓重广东口音的龙启明，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龙朝杰，是当时港英政府电讯司副司长、 香港华员会(在港华人组织，相当于工会)会长。

　　龙启明现在还会想起，在13岁时作为一名中国人所受到的羞辱。有一天，他去父亲办公室，刚进大门，洋人司长K ay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恶狠狠地喝道：“Getout！Chinesegobackdoor！(滚，中国人从后门进去 )”龙启明只能屈辱地从后门进，见到父亲后忍不住痛哭起来。

　　“我父亲非常仇视侵略中国的外国列强，他虽然在港英政府打工，但他发誓永远不穿西服。他这种民族气节，对我后 来影响很大。”龙启明说。

　　1941年12月8日早晨，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开始进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

　　当时，18岁的龙启明，正在香港政府工学院读大一，混乱的时局，终结了他的大学生活。为躲避日军抓壮丁，他和 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到了澳门。

　　后来他们听说在大后方桂林，广西大学接收免费华侨生，于是决定去当时被称为“小香港”的桂林。

　　让他们失望的是，广西大学正好放假，而学校根本不接收免费的华侨生。龙启明只好和伙伴们在街头闲逛。

　　一则广告，改变了龙启明的命运。

　　内容是“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学员”，要求是大学生。龙启明正好符合条件。

　　一周后，飞机把他们这群预备留美的空军学生接到了重庆，降落在珊瑚坝机场。

　　这是龙启明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

　　一年后，1943年，龙启明飞得更远，被送往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雷鸟基地。由于盟军飞行员非常紧缺，他和 21名队员只接受了3个月的高级训练，就回国投入实战。

　　“我渴望进入歼击机队，我跟日本人是家仇国恨。”龙启明今天谈起，还是一样的口吻。因为他的父母往昆明逃难途 中，在贵阳不幸被日军炸死。

　　飞越“驼峰航线”

　　但是龙启明并没有如愿驾驶歼击机，而是被编入“运输编队”，执行中国—印度空中飞行任务。

　　当时滇缅公路运输线都被日军截断，这条空中航线成为盟军惟一的一条空中走廊，也是中国接受外援的惟一“血管” 。从印度出发，经过缅甸，到达昆明和重庆。中国向印度运送境外对日作战的士兵，返回的时候运载汽油、医疗器械等战争物 资。

　　这条1942年开辟的空中运输通道，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驼峰航线”，沿途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

　　那时，龙启明和1～3名不同的美军飞行员编成一组，每天早上7点，从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起飞，穿过“驼峰”到达 印度亚山姆省，装满物资后再经“驼峰”返回，往返一次约6个小时。

　　在龙启明的记忆里，每次飞行的这6个小时，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死亡考验”。

　　当时运输机飞行高度是3000多米，飞越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无法达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 ，而峡谷的海拔在2000多米。另外，飞机飞行时，常常会遇到强气流，很容易发生意外。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因落入荒 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驼峰航线”因此被称为“制造寡妇”的“死亡之旅”。

　　事情过去了60年，提到这里，龙启明依然眼含热泪。他说，那时候，几乎一两天就有飞机掉下来。前一天，大家还 在一起喝酒聚会，谈笑风生，第二天就有人永远地离开了。

　　据战后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 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那时候的飞机没有空气增压设备，要戴着氧气面罩。3000米高空，机舱内寒气逼人，每次飞行，飞行员浑身都被 汗水湿透，脸上的汗水甚至结成了冰霜。

　　“‘在中国我只有一件事要做：把日本狗打趴下，叫他们投降！至于生死，是我与上帝间的事。’这是我最要好的战 友瑞恩斯在飞虎队的格言。”龙启明说。

　　龙启明手上还有瑞恩斯的照片，这位来自美国西海岸的美国人与龙启明最为要好。

　　有一次，龙启明跟机长瑞恩斯执行任务。在峡谷穿行时，前方突然闪现一座高山。龙启明猛拉操纵杆，飞机就是爬升 不了。眼看还有五六百米就要撞上，龙启明绝望了。在这一刻，瑞恩斯还在笑，并借助气流，猛地一拉操纵杆，忽地一下蹿了 上去。

　　1944年4月，在“驼峰航线”飞行2100个小时之后，龙启明与另外5名中国飞行员，正式调入陈纳德将军率 领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轰炸大队最年轻的“飞虎队员”。

　　龙启明所在的轰炸大队，主要执行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仰光、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进行轰炸的任务 。每次干掉一个目标，美国战友都高兴得差点翻跟斗，嘴里大叫着“Hittarget，Hittarget(击中目标了 )”，接着，把飞机开得忽忽悠悠的。

　　一天，飞虎队员们正在洗澡，警报突然响起，立马向外冲———不是逃命，而是去背降落伞，力争第一个跳上飞机， 与日军交手。“那一刻，我们来不及穿衣服，全是赤身裸体就上了战场”。

　　1948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和美国战友们离开生活战斗了8年的中国回美国，重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 地前来为他们送行，人群抬轿子般地抬起陈纳德的汽车，经过几个小时将车一直抬到中心广场。

　　那个岁月的爱情

　　战争让龙启明失去了家，却让他得到了爱情。

　　1943年，昆明。在西南联大的舞会上，年轻英俊的龙启明与一名穿旗袍的上海姑娘在《蔷薇处处开》的歌声中相 遇。当天，颇有绅士风度的龙启明用吉普车将姑娘送到家门口。

　　几天后，龙启明与朋友一起找到姑娘住处。一进门，便见穿得很破旧的姑娘在一个烂盆子里洗衣服，那些衣服都打着 补丁。龙启明心里一酸，随即冲出门去，跑到街上买了两套新衣服。

　　姑娘说什么也不收。逼得急了，龙启明放下衣服就走：“我一个大男人，拿这女人衣服干什么？”临走时，他约姑娘 下周再见。

　　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没有仪式，没有喜糖，只是几个相熟的朋友一起聚了次餐。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当了中国航空公司民航飞行员，从昆明来到了上海，和妻子定居在当时的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 )，当时每月薪酬3000美元。

　　1949年5月24日，龙启明驾机飞香港，准备次日飞回上海。但第二天，上海解放，龙启明滞留在了香港。

　　十分想回家的龙启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归。1949年11月9日，龙启明参加了著名的“两航”(中国航空公 司、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他与战友们驾驶着12架飞机飞回北京和天津。

　　1952年，龙启明转业去了重庆钢铁厂。

　　在重钢的28年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他说：“我只不过做了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 。”

　　从英雄到平民

　　在中国那段受极左路线折腾的历史中，龙启明同样经受着折腾。从英雄到平民，从平民到英雄，他在重钢的命运，就 像晴雨表一样记录着同期的中国政治气候。

　　1952年10月到1955年，他在重钢当计划员，后来又被调到耐火材料厂去“烧砖”。1960年，调重钢集 团运输部工作。

　　1964年，厂里的夜大培训技术干部需要英语教员。此时，人们想到了龙启明。“我的英语比国语学得好。让我教 英语，也算是专业对口，我很高兴”。

　　龙启明点上一支香烟长叹了一口气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更是厄运不断，被打成“英美特务”、 “伪军官”，家被抄，自己成了被批斗的重点对象，被送到农场劳动……

　　1967年3月9日，龙启明被关了起来，理由是，他准备驾驶飞机，把隐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偷渡到台湾去。

　　最最让他痛心的是，1971年，妻子在重庆去世。那时，他正被批斗，7个孩子中有3个被下放到乡下劳动锻炼， 没有亲人守候在她身边。

　　直到1972年8月25日，军管会为他平反，当面烧掉了所有的黑材料，龙启明才从委屈走向阳光。

　　这一切，龙启明挺过来了。他说：“历史如过眼烟云，我不再抱怨。”

　　退休之后的龙启明，1981年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开始享受生活。太太小他20岁，两个人每天各有各的生活安排 。

　　在香港长大的龙启明，至今还保留着西方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他早上一定要吃西餐，离不开黄油和面包；他喝咖啡，都是自己煮的，从来不喝速溶的；每天中午12：30到3： 00，是他的午休时间，雷打不动。不过，“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一拨一拨记者要来采访，有点累了”。

　　老人迷恋古典音乐，还有贝多芬、莫扎特，不喜欢摇滚。偶尔，他会兴致勃勃地前往希尔顿酒店，安静地喝着咖啡， 欣赏那里的菲律宾乐队演出。

　　他说，在迷离的灯光下，经常会想起在昆明基地的时候，战斗间隙，军营里组织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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