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讲述极地历险经历:为保岩石标本险堕南极冰缝

任留东 本报记者徐万涛摄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对话人物

　　任留东

　　男，40岁，博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极地及国外地质研究室负责人，1990年起四次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是目前国内地矿系统中赴南极考察最多的一人。此次

，他与刘晓春、徐刚等地质学家组成南极科考地质组，完成填制南极1：50万普里兹带地质图，填补了在南极普里兹带地质调查和制图的空白，扩大了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影响。

　　对话动机　　

　　2005年3月底，我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圆满结束了对南极152天的科考任务，乘坐“雪龙号”科考船返回祖国。5月12日上午，中国地质调查局南极科考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地质礼堂举行，南极科考队员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5月23日，本报记者对话南极科考队员任留东，探访神秘艰苦的南极之行。

　　曾经不想再去南极

　　新京报：算上这次考察，你是第4次登上南极了。你是什么时候起和南极结缘的？

　　任留东(以下简称任)：记得20年前的夏天，大学毕业那年，我正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听说有一个中国南极首次考察回来的科学家作报告，许多同学因为要写论文都没有参加，但我去了，那次我听得非常仔细，也很震撼。若干年后，没想到自己也亲自踏上了这片神奇的陆地。这也许就是我跟南极的缘分。

　　新京报：起初，这次南极考察你是不想参加的？

　　任留东：是的，作为我个人，刚开始去南极时是非常兴奋的，那里毕竟充满了新鲜和神奇，国内能去的人仍是少数，可是，两次、三次之后，没有了神秘感，就不想去了。2003年在准备第21次南极考察计划的时候，领导问我，这次南极考察你准备报名吗？我说不想去，因为我已经去了三次，消耗了近15个月的时间，早已领教了南极的所有苦处，以及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新京报：后来怎么改变了主意？

　　任留东：我一直在关注每次南极考察的行动计划。

　　2004年6月，我看到了本次南极考察安排，地质考察的范围很大，东西跨度250多公里，而以往我们的活动范围不超过30公里，对于一个搞南极研究的地质工作者来说，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立即兴奋起来，马上骑自行车去了极地办，但被告知报名已经结束，而且科考船的船位都已经安排满了。当时心里清楚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我还是一再请求，只要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还是想参加。

　　新京报：后来又出现了转机？

　　任留东：到了2004年9月份，临出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极地办打来电话说，因国家海洋局一位同志临时有事，腾出了一个船位，我可以前往了。听到消息，当时我开心坏了，也许我与南极真的是有缘分的。

　　新京报：你这一次的目的是填制1：50万普里兹带地质图。这有什么科学价值？

　　任留东：就像一张地图对于去探访一个陌生城市的重要性。这次任务不仅会填补在南极普里兹带地质调查和制图的空白，还会解决目前国际上的一些学术争端。

　　南极研究没有国内水平，只有国际平台，不同国家之间的较量靠的是实力，科研上的优劣比的是成果，要想在国际上有显示度，必须拿出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真货，才能真正增强中国在南极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扩大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影响。

　　太阳当做“微波炉”

　　新京报：听介绍，你们地质组大部分时间需要在远离站区的野外开展工作。

　　任留东：是的，我们的基地是中山站，但因间隔填图和采样的工作任务，我们大部分时间需要在野外进行。

　　比如此次50个野外工作日，有20天是徒步在野外采样，5天是乘直升机早出晚归，还有25天是蛙跳式的工作，即飞机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野外宿营，过几天工作结束后，飞机再接我们去另一个地方。

　　新京报：离开了基地，在南极野外生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任：吃冷饭，甚至是冰饭。出发前，我们在北京买了很多生食或者需要加热的食品，当时我们将发电机和燃料准备好了，但直升机却规定不能携带发电机或其他任何燃料，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样就使我们取暖和加热设备无法使用，一日三餐只能吃冷食。

　　后来，每2-4天由直升机给我们捎来3只家用暖瓶。实际上，因野外温度低，暖瓶保暖也不好，第一天是热水，第二天是温水，第三天就变成凉水了。我们一般早晨吃凉牛奶和凉馒头，到了中午凉馒头冻得硬邦邦的，吃起来直掉渣。晚间返回住地时吃方便面，凉水泡方便面恐怕只有到了南极才能真正体验。

　　新京报：野外工作那么艰苦，这样吃怎么能保证营养？

　　任：中山站领导看我们地质组非常艰苦，就从冰盖队的食品中给我们搬了两箱冷冻航空餐，这种航空餐营养丰富，在国内定做时每盒的价格就达到了60元。但由于我们没有加热设备，每天只能拿到太阳底下晒，早晨出发时将航空餐拿到岩石上晒太阳，等晚上回来时食用，但内部还有冰碴，吃到胃里很不舒服，吃了两天我们只能无奈地将其舍弃。

　　新京报：为什么不让直升机每天接送你们回营地？

　　任：那样做耗资太大了。

　　目前在南极中山站的两架直升机属于国内某家航空公司所有，都属于商业运作。就和坐出租车一样，也实行打表计费，价格高达2元/秒，为了节省科研资金，我们只能采用这种蛙跳式的工作方式。

　　几次掉进了冰缝

　　新京报：在野外，你们遇到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任：在海冰上行走。我们地质调查的路线经常要穿越海冰，但沿岸附近，由于潮汐作用使海冰形成碎冰，非常尖利，像刀子一样。2004年12月，刘晓春研究员在从中山站到达尔克岛的路途中，不小心摔倒在地，脸正好扎在了冰碴上，顿时血流不止。

　　他爬起来用纸巾垫在面罩内，经过简单的处理就开始向达尔克岛前进继续工作。

　　新京报：你们的设备怎样？

　　任：出发前，我们三人在北京的户外用品店转了转，一双专业极地登山鞋都在4000元以上，太贵了，买不起。就只能穿科考队发的靴子。统一发的鞋子虽然也防水、保暖，但却不防滑，对我们地质组不适用。因为以前的科考都是围绕着中山站，走的路并不多，所以这个鞋子设计时防滑性考虑得并不多。

　　新京报：看照片，发现很多时候你们都坐在冰面上，像小孩滑滑梯。

　　任：呵，那是下冰山的时候，坡陡路滑，很难直立行走，坐着滑下来最省力了。其实在野外，不少时候我们都在爬行。

　　新京报：爬行，为什么？

　　任：我承担了冰上勘探路线任务，这也是最危险的任务，因为当时正是海冰顺水漂流的季节，海冰异常破碎；此外，两栖类动物比如海豹喜欢在海冰上打洞，而这些冰洞和冰缝由于有积雪虚掩，就像陷阱，很难分辨，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有掉进冰缝的危险。

　　新京报：出过危险吗？

　　任：好几次都险象环生。

　　有一次，我一条腿突然踩进了海冰的裂隙，海水灌进了靴筒，刺骨冰凉，一会靴子就冻成了冰坨子。那天刘晓春也差点出了危险。多亏他前面挂了照相机，后面背着大背包，卡在了冰缝边缘才没有掉下去。后来他用冰镐顶住冰缝边缘的小突起，手脚并用才挣扎出来。

　　新京报：害怕吗？

　　任：当然害怕，每次从冰缝里爬出来，腿都是软的。要知道，冰缝下面不是平地，也不是冰块，而是几百米深的大海，有的甚至就是无底洞。

　　一旦掉进去，根本无法开展解救，尸体都很难找到。后来我们不敢往前走了，赶紧撤。但是，冰裂缝若隐若现，很难找路，只好四肢着地，俯在冰面上爬行。

　　新京报：工作因此受到影响了吗？

　　任：没有。要知道，不进行野外考察，获得不了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也就完成不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交给我们的任务。此后在考察中，我们只是更加小心谨慎，细心观察地形和冰盖上的雪面。

　　新京报：后来还出过意外吗？

　　任：危险是很难彻底避免的。有一次在野外采集完矿石标本返回营地的路上，一条1米多宽的冰缝横拦在了前方。当时就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扔下矿石标本跳过去；要么带着标本冒着生命危险跳过去。

　　要知道，岩石标本对于地质工作人员来说就是生命，最后我决定冒次险。当时我看到裂缝中间有一块浮冰，就打算以浮冰为跳板，跃到对岸。但很不幸，当时是晚上，光线由于是平射影子非常长，视线受到了干扰，那块浮冰其实却是一块浮雪。当时我一脚踩空，幸好身体反应还比较快，双手紧紧抓住了对岸边缘，两只脚则挂在了另一岸的边缘，整个身体泡在海水里不敢动弹。后来在队友的帮助下，才脱离了危险。

　　对讲机是惟一通讯工具

　　新京报：在野外工作，你们怎样与基地取得联系？

　　任：说来你也不相信，除了对讲机，我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但对讲机也只能在10公里范围内使用，而我们最远甚至离中山站达到了150公里。

　　新京报：卫星电话呢？

　　任：出发前，我们在国内带了一台卫星电话，但到了南极才发现，我们所带的卫星电话在南极根本不在卫星辐射范围内，无法使用。而中山站卫星电话匹配情况也不好，所以每次出发前，只能与基地约好了，哪一天、在什么地方碰头。

　　新京报：这就意味着，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只能全靠自己？

　　任：是的。虽然南极大陆遍布冰川，但有些海中岛屿是没有冰的，而这些地方很多是人类从没有涉足过的。往往是，直升机离开后，我们才发现岛上没有淡水，看似湖泊的水也都是咸水，这样我们只能节省带来的每一滴淡水，直到飞机几天后再来。

　　新京报：因通讯设备的不便，你们出过危险吗？

　　任：有一次，我连续在海冰上行走了近30公里，返回时遇见了暴风雪，能见度极低，气温骤降，背包里的矿泉水都结冰了。由于高山阻挡，对讲机信号很不好，跟基地联系不上，脚下是每走一步便“咔咔”作响的海冰，真是吓人。当来到密布的小群岛时，前进的方向很难判断，靠罗盘和手持GPS分析了好半天，才确定了路线。过后我们得知，路线的一侧是越走越远的海湾，一侧是外海区，稍有偏差，后果将不堪设想。当距中山站5公里时对讲机有了信号，才知道队里正要派人开雪地车去营救我们。后来越冬队的报务员跟我说，“我可记住你的名字了，喊了多少遍，就是不答应。”

　　新京报：在野外工作，你们睡在哪里？

　　任：帐篷。夜晚，我们三名队员要用大石块压好帐篷的每一个角落，稍有疏忽，强烈的下降风或突然而至的暴风雪完全可以把我们和帐篷一起吹走，跌落悬崖或落入大海。

　　新京报：在照片中，发现你始终把脸捂得严严实实的。

　　任：南极紫外线辐射非常强烈，我三个多月时间里嘴唇掉了4层皮。

　　遇到风暴闭眼等死

　　新京报：你多次给人讲过，去南极考察，最怕的是在海上航行？

　　任：是这样。国际上赴南极的交通工具仍是考察船。

　　距中山站最近的人类居住的陆地就是澳洲了，其间隔着浩瀚的海洋。再往前走，就驶入南纬45°至60°之间的南太平洋西风带，这里是赴南极必经之地，常年盛行西风，有多个气旋环绕，素有“无风三尺浪”之说。西风带往往是南极考察最困难、最危险的一段航程，被人称为“魔鬼西风带”。

　　新京报：你们遇到的危险是什么？

　　任：我去南极考察4次了，来回经过西风带有8次，每次都会有地狱般旅行的感觉。雪龙号科考船有2万多吨、160多米长，但在大洋上犹如一叶扁舟。

　　遇到大风暴，风力能达到12级，那是什么概念？台风才不过能达到9级。正常情况下，雪龙号时速能达到30公里，遇到旋风时时速只有2公里，几乎是停滞不前了。但这个时候科考船只能开足马力向前，再向前，尽快逃离西风带。

　　除了左右摇摆，船体最怕的是前后摇摆。航行中，科考船像一条在海面上跳跃的海豚，船首随风浪栽入海水中，随后又高高跃起。每到这种情况，船长和船员是最紧张的。

　　新京报：这样会有什么危险？

　　任：在船头部栽入海水时，船的尾部就会腾空露出水面。要知道船的螺旋桨都在船体的尾部，在高速运转时，螺旋桨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过热而报废。一旦船体制动装置出了问题，就和自行车掉了链条一样，如果不设法及时离开旋风带，只能是翻船等死。澳洲在数千公里外，救援船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估计连船体的影子都见不着。

　　新京报：船上的人员都是什么状态？

　　任：遇到大风浪，船长会让所有人员都进入船舱，然后封闭大门，以免海水灌入。

　　船里的科考队员则个个紧张不已，有一次船在海上几近被海浪掀翻，有的老同志就从包里翻出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闭眼等死。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去南极了，但每次经过西风带心还都是揪着。

　　新京报：下次再去南极考察，你还会参加吗？

　　任：说实话，每次回到家中想想南极的日子都会心有余悸，真的是不愿再去了。但如果再有意义重大的考察内容，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的。

　　□本报记者高明北京报道

　　相关专题：新京报-核心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