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贝贝
“后现代主义”是九十年代前期知识界最为喧嚣热闹的新话语，这一新话语以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姿态把自己变成新历史时期以及，更为重要的，“新时代”的命名者。“后新时期”的“后”标示、暗喻了一个新的历史空间的出现。中国现代历史对“新”的不竭进化论渴求再次以最新的西方话语的武装登场——这一次，是“后现代”。
两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热情的宣扬与阐发者被富有创造精神的北京文化人戏封为“陈后主”“张后主”。这个“主”所包蕴、内含的等级结构很奇怪地与后现代主义所谓的“抹平差异，无深度无中心”的主旨并行不悖。换言之，这个后现代主义，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背景、理论话语，还是知识界符号资本、象征资本的一次重新配置与排列组合。这再度验证了福柯“知识即权力”的论断，虽然在这里它被狭隘与世俗化了。
然而哂笑“后现代主义”话语背后世俗化权力争夺的同时，“后现代”这一理论话语却有其不可轻忽的思想含量与解放意义。它所开辟的思考空间，对我们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正如酒井直树所言：“这个谜一样的第三者的出现证明的也许不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移，而是我们话语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以往以为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地缘政治秩序，即前现代—现代的秩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了。”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被某种外来势力的影响压迫、征服、同化、改造的历史，是一个融入由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主导与支配的世界格局的痛苦过程。酒井的话提醒我们，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并不意味着物质世界里霸权格局的根本改变，更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它只是说，我们对“现代”、“自我”、“他人”的理解，我们对未来的想象，都可以放在这个新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来看。这在世界史和文化史的层面上暗示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潜在的解放性。
对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具体分析表明，现代性在中国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多重性和异质性，包含着不同形态、不同阶段；它们之间本身有着错踪复杂的、尚未解决的矛盾。中国后现代的历史定位取决于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哪一个特殊阶段和特殊形态形成特殊的紧张关系和传承关系。换句话说，在中国，任何“后现代”立场必须阐明自己“后”的是哪一个“现代”，哪一家“现代”，怎么个“后”法，“后”的前面是什么，“后”了之后又要往哪儿走。在此条件下出场的中国后现代必然包含了对现代性经典理论的再思考和“重读”，必然包括对现代性的客观现实的反省和批判。对中国后现代性的分析和把握必须在中国现代性的传统内部探讨“后现代”与其历史前提的关系，而对中国后现代的价值判断也必然涉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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