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沉降需要“联手扼杀”

　　与地面沉降的“搏斗”在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拉开帷幕。关于地面沉降的恐慌，不再停留在几个研究所里，而是弥漫在该地区政府的环保部门中。尽管老百姓还意识不到大楼的海拔高度每年失去几十毫米，也难以察觉桥下的通航能力在不断降低。

　　本报记者 赵奕 报道

　　各地已经开始行动

　　《长三角地区地下水资源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报告于2005年1月出炉。该报告由苏沪浙三省的地质矿产调查部门历时5年完成。

　　报告显示，在长三角1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因为长期超采地下水，引起了区域性地面沉降与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其中上海市区、江苏苏锡常地区、浙江杭嘉湖等地已形成了三个区域性沉降中心，最大累计沉降量分别达到2.63、1.08、0.82米。

　　地面沉降给这些地区造成的损失近3500亿元，其中上海约为2900多亿元，苏锡常为469亿元，嘉兴为85亿元。

　　枯燥的数字也许不能说明什么，上海房地局副局长张阿根举例说，1921年至1965年，上海144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地面沉降了1.75米，市区的西藏路、北京路口等处最大沉降2.63米。黄浦江从1921年时的“地下流”，到1974年、1992年时的“潮水上岸”，它的部分路段已经成为“地上悬河”。

　　上海的情况在长三角地区普遍存在，长三角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用水。江浙地区近年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面下沉和地裂，有的地方下沉速度是上海的六七倍之多。

　　上海近年来地下沉降的治理成果见诸报章的主要是地下水回灌。实际上，地下水的回灌工作从1966年就开始实施了。从1966年起，上海逐步限采地下水，向地层回灌自来水，“冬灌夏用”、“夏灌冬用”。除此之外，还采用以地下含水层储能及开采深部含水层等众多措施把上海地面沉降稳住。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的地面沉降速度控制在每年10毫米。

　　与上海相比，其它两省的行动相对较晚，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意识到地面沉降的问题，并开始禁止开采地下水，关闭深井。

　　例如，浙江通过地质环境公报的方式，定期把地面沉降的数据向社会公布，唤起人们对地下水过度开采的警惕。在地面沉降严重的杭嘉湖平原上，一个由国家级、省级、市级三级网络组成的GPS高科技地面沉降监控网也于2004年12月建成，将利用高新技术随时监控地面沉降的情况。

　　在江苏苏州，用于开采地下水的深井数量在不断减少，政府开始通过减少采水，来降低沉降速度。

　　治理沉降关键是协作

　　虽然各地都有治理沉降的措施，但是，最终遏制地面沉降，仅靠目前的手段是不够的。

　　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工程师暴致诚说，上海过去没有与整个长三角连成一体进行地面沉降监测研究，直接导致了治理沉降收效甚微。由于地下水是没有行政区划的，即使上海控制了地下水的采集，但无锡、苏州甚至南京依然超量采集，上海的沉降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长江三角洲地质结构相似，都是含水量丰富的软土层，各地采用不同方法来治理沉降，各自为战，难以取得明显效果。

　　长三角地区包括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宁波等地均已建立了沉降观测网。但专家指出，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形成气候，必须三地联动，出台整体救治方案才能治本。

　　目前，上海地区由于采取回灌措施，地下水位持续在20米左右，长三角其他地区的地下水位已降低到了30米以下，杭嘉湖部分地段甚至深达45米。上海相对其他地区已经形成地下水的“孤岛”效应，相对高水位难以长期维持。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郭坤一认为，针对地面沉降现象的防治，应该加强长三角地区的地下水统一管理，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开采进行合理调度，避免集中抽水、排水，并因地制宜调整开采层次，同时可以采取人工回灌的补救措施。

　　事实上，仅仅江浙沪三地的地面沉降信息的监测，长期以来都信息隔绝，而且网络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等大量存在，在联手治理方面更是少有有力举措。

　　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多次要求长三角地区要有一个统一的地面沉降监测网络和预防沉降的整体方案。他曾发表演说：“如果长江三角洲地面沉降控制不作统盘考虑，不搞未雨绸缪，后果很难设想。”

　　2004年5月底，长三角各地终于展开联合治理行动——在国土资源部的主持下，上海市房地资源局与江苏、浙江省国土资源厅负责人共同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地面沉降监测区域协作联席会议制度》、《长江三角洲地区地面沉降监测信息通报与发布协议》。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加快建设地面沉降监测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长三角监测网络建设将于2006年全面完成。专家指出，只有从“沉降带”着眼对沉降网络进行控制，才能有效抑制城市乃至区域性沉降。监测网络的建立，将可通过定时预警寻找出沉降临界值，为治理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

　　简单协作还不够

　　虽然监测网络在不远的将来可以联合起来。但是有专家担心，这种比较宽泛的联合治理行动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以浙江省为例，地下水开采是浙江全省生活和生产用水的主要补充来源，一旦限制地下水的开采量，整个浙江省的经济和居民生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联合治理行动会不会流于形式？

　　应该说，上海在这方面又走在了前头，成效显著。上海市先后制定了《上海市深井管理办法》、《上海市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上海市地面沉降监测设施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目前正在制订《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办法》，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专家认为三地联手治理地面沉降问题也应借鉴上海模式，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治理的标准、方法、责任等一一确定下来，并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对各地政府在地下水开采方面的利益冲动给予约束。

　　不过，也有人认为，单纯效仿上海模式可能不太现实。上海目前采用回灌的方式来阻止地面沉降，数量过百的回灌井，每一口每年的运行费用就是100万元，上亿元的费用是任何其他地市难以承担的。

　　另外，上海直辖市的特点，保证了其在制定相关政策后，在政策执行和违规处罚上，能够迅速落实到位。江浙两省地处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分别达到8个和6个。除了省一级，江浙沪三地政府部门的联动外，各省内部的协调磋商，统一管理，都不可能采用上海模式。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利益诉求，让统一立法的难度加大。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郭坤一建议，可以建立专门的协调委员会，采用类似水利部下属流域管理委员会的模式，统一调配长三角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并统一制定防止地面沉降的方案，协调各地政府的利益，保证既定的治理沉降措施执行到位。

　　然而，目前为止，三地对于治理沉降的合作还停留在监测网络的联动和监测信息共享方面，进一步的合作政府方面还没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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