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督查湖北三台村经济普查弄虚作假案

举报者“欧阳书宝”　陈萧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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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红军　□实习生　饶德宏

　　编者按

　　一个小乡镇，在经济普查中报告的数字，竟然捏造了9个多亿，虚夸了10多倍，在层层过关后，因为一个化名“欧阳书宝”的人举报而引起国家统计局的关注，最终被调查揭穿。

　　统计数字造假已经不是新闻了，然而我们再一次关注此事，不仅因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意义重大，更因这次普查也在尝试为统计改革探路，而这起造假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生态和土壤，正能给人以思考。

　　湖北省各有关方面，对此事表现出坦诚和开明的态度，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对统计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诸多建议。我们有理由相信，对统计体制进行改革，挤掉数字“水分”，早已是举国共识，然而改革之路怎样设计，或仍将是争论的话题。

　　村里的不速之客

　　2005年1月25日下午4点，湖北省汉川市脉旺镇三台村村口，一辆黑色轿车悄然停下，车身溅满泥浆，显然是长途跋涉而来。

　　雨雪即起，满天阴霾。两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没带任何雨具，径直沿着泥泞的公路匆匆进村。

　　因事先无通知，亦无镇领导陪同，村主任彭先林看到不速之客亮出国家统计局证件，不由面容失色。

　　40余里外的汉川市，市统计局局长胡际烈也正在纳闷。事后他对记者坦言，“他们一下车就要求调阅乡镇的经济普查资料，边翻边记，这不是寻常之举。”

　　来人之中，一位是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的宋德家处长，另一位是随行干事彭永涛。出于保密考虑，此行不仅轻车简从，更是在邻近乡镇调研了半天后，才来到最后一站：脉旺镇三台村。

　　他们是冲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而来。

　　三台村1800余人口，90%以上的农户凭人均1.2亩地为生，没有村办工业。目光所及，房屋矮小，道路破损，鲜见砖瓦楼房。而就是这个满目凋敝的小村落，在新近启动的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一夜之间，冒出了近30位身家数百万的富豪、企业家，全村个体工商户营业收入近亿元。

　　天色越沉越暗，平静的三台村正是暗流汹涌，山雨欲来。

　　十余分钟的旁敲侧击后，村主任彭先林已是坐立不安，宋处长单刀直入要求核对几位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情况，尤其提及了一名叫“欧阳书宝”的村民，普查表显示，此人名下资产300万，拥有一家雇工25人的“书宝棉花购销加工厂”。彭先林一时语塞，片刻沉默后，起身长叹，“不管了，说就说吧。”

　　同样的版本也在其他村上演。第二天，在邻近的桃闸村，冒着漫天雪花，宋处长一行拿着该村经济普查表要求村会计挨户核对，事发突然，会计一时手忙脚乱，没几户后就破绽百出，无奈之下将所知之事悉数兜底。

　　经过两天的调查，宋德家一行最后查实：脉旺镇在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中实际汇总个体工商营业收入8000余万元，但经过镇领导分派指标，落实到村，最终上报10.09亿余元，水分竟超过9亿。

　　半个月后，三台村有人从镇里带来消息说，事情闹大了，通天了，好像要在全国通报批评，再过几天，又传来了消息：镇党委书记、镇长两人被就地免职。

　　“造假造掉了乌纱帽”一时成为全镇的热门话题，但谁也说不清，中央怎么就知道三台村造假，这信息是谁捅出去的？

　　举报者“欧阳书宝”

　　被村民们忽略的一个细节是，那次进村的最后一站，宋德家处长曾敲开一扇虚掩的铁门，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获悉来意后，喜极而泣。

　　事实上，在中央调查组离开后，当地就在寻找这位神秘的举报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知情人士“里应外合”，三台村的造假不会直接被国家统计局查处。

　　从调查组的片言只语中，镇里只摸到了一点线索———举报人的姓名是“欧阳书宝”。但一核实，三台村查无此人。

　　怀疑的目光后来锁定到66岁的村民杨振龙，他是1980年代汉川县人大代表，孝感地区劳动模范，十余年来就喜欢为村里的不平事奔走，更重要的是，他是本次三台村指定的经济普查员，对统计情况了如指掌。

　　而听到这个名字时，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彭先林顿时心里“咯噔”一跳，后悔不迭：看来自己指定杨振龙做经济普查员，真是一时糊涂。

　　彭主任随后就为“糊涂”付出了代价，2005年3月，镇党委、镇政府宣布免去他的职务，来宣布决定的镇干部临走时，还撂下了一句话，“看不准人，怎么当村主任？”

　　村民们后来分析，选杨振龙当普查员，实际上也是迫于无奈：2004年10月下旬，脉旺镇展开经济普查时，镇里的意见是各村会计担任经济普查员，而且提了两个硬指标：一要政治觉悟高，二要具备数据统计能力。

　　而三台村自2000年至今，就没举行过选举，也没有村会计，彭主任为这个普查员人选很伤了一番脑筋，尽管知道杨振龙喜欢“挑刺”，但左思右想，也只有他符合条件。

　　彭先林当然没想到，“危险”的种子就此播下，并最终导致了惊动中央的这起统计造假案。

　　但杨振龙最初也没想到，他的偶然“兼职”会一波三折，在普查刚开始时，他的想法是“如实把全村情况摸清楚”，7天的调查里，他逐户核实，填写了全村30份个体经营户普查表，汇总营业收入63.56万元，并经由村主任上交镇政府。

　　10天后，他的兢兢业业却被意外地认为是失职的。11月2日晚，村主任摸黑赶到老杨家，劈头就是一句，“表格不合格，得重来”。端着饭碗的杨振龙霎时糊涂了。

　　国家统计局调查组事后查实，2004年10月底，脉旺镇经过首轮清查摸底后汇总全镇个体经营户营业收入8000多万元。但镇统计助理、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夏厚宽认为“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不符”，遂向副镇长魏明、镇长方兵、党委书记赵炎华汇报。三位领导一致要求“查漏补缺”。

　　11月2日，“查漏补缺动员会”在镇政府召开，一位与会的村干部事后回忆，一位镇负责人拍着桌子说，数据“距离领导要求太远，要重新普查”，并当场确定：总额定在9亿—10亿元。这“多出来”的9亿，当场就逐村分配任务，分为村办、个体、私营、商业、建筑、交通六项，指标分配精确到了每村多少万元。

　　有村干部私下嘀咕，没有村办企业咋报？镇领导当即支招，“不行就虚拟到户，但每户营业额不许超过400万”。杨振龙事后才知道，400万是个坎，超过了就要列入所谓的经济户口簿，被重点盯防。

　　压在三台村头上的指标是村总收入6820万元，其中村办企业30万元，私营2000万元，个体3800万元，商业690万元，建筑100万元，交通200万元。这意味着比原来的数据浮夸100倍。

　　11月7日，杨振龙咬着牙虚拟增补了25名个体经营户，虚报营业收入6950万元，加之先前的数字，虚实共计7013.56万元，“称职”地完成了镇里交给的普查任务。

　　虚拟的名单中有一个“欧阳书宝”，其名下拥有300万元产业，雇工十数人，“指的就是我，我借它发泄自己的愤怒。”杨振龙说。

　　老杨平素喜欢钻研姓名八卦，他遂以“我要虚报”的谐音，取了“欧阳书宝”这一假名，随后，他将所有虚拟表格均复制了一份，留在手边。

　　这25份表格会同其他村的虚假表格，构筑起了一个近10亿元的硕大泡沫，一路平安地吹到了镇领导手上。

　　在等待了1个多月后，老杨确信这些假数字已经被层层上报，2005年1月15日，他决定寄出署上自己真名的举报信，直接向国家统计局举报。

　　署名时，老杨费了一番心思———姓名地址是写在举报材料之外的纸条上。他的解释是：“如果检查组亲自处理这事，可以根据纸条找到我；如果交办地方，那转交的材料是匿名的，可以保护自己。”

　　此时正是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启动之初，如此恶性作假事件当即引起国家统计局领导的关注，仅仅9天后，宋德家处长一行，直奔三台村。

　　汉川市一位官员后来告诉记者，在国家统计局调查过后，市领导高度重视，对全市的经济普查工作紧急进行了补救和修正，也确实发现经济普查表格几乎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

　　汉川市统计局局长胡际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脉旺事件之后，14个市直督察组倾力而出，力求数字的真实准确。”

　　最终汉川市的普查结果修正为17亿元，在修正之前，17亿元仅是两个镇的数字之和。

　　“17亿的数字应该不会有水分了。”该市新闻办一官员告诉记者。

　　5月19日、20日，记者随机走访了与脉旺镇一河之隔的分水镇。该镇的光一村会计李广财说，光一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2004年村子人均收入1640元，而据《分水镇统计资料选编》，光一村早在2003年的人均收入已达到了2688元，二者相差1000元之多。该村没有村办工业，李广财说他也没上报工业收入，但在镇统计资料里2003年却清楚写着工业收入203.3万元；2004年上报的村农业收入105万元，而在统计资料里则变成了近400万元，可谓天壤之别。

　　单见年报中如此之水分，或可想见当时经济普查表的真伪程度。

　　脉旺的土壤

　　2005年2月24日，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将脉旺造假事件通报全国，此事定性为“严重违反《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违法案件，情节恶劣，影响很坏”。同时通报中对举报人给予了充分肯定。

　　汉川一位市领导叹息道：“对当事人而言，这是阴沟里翻船，在最不值得的地方栽了跟头啊。”

　　“阴沟”当然是指经济普查工作，这位官员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为什么说阴沟里翻船？经济普查只是调查摸底，不列入统计口径，不算GDP，不扯财政收入，怎么会与政绩挂钩？再说，那么离谱的数字，一个市的谁不知根知底，会凭这个升官？”

　　他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当时正逢年末，乡镇清欠账、发工资、闹年关的时候，镇干部因无心旁顾才一时疏忽铸成低级错误。

　　而造假项目出在个体经营收入上，也被普遍认为事出有因，汉川市统计局一官员指出，“个体经营收入被列入经济普查还是第一次，这一块，是个说不清也不好统计的东西，脉旺镇这么多年来也是第一次调查这一块，加之镇领导新任，更是心中没谱。”

　　这位官员认为，在经济普查指标里，基层乡镇最不看重的就是个体经营这一块，要抓的主要是规模以上经济实体数据，规模超过500万的，“没人会在乎个体户的数字，你要是对哪个基层领导说，这个可以出政绩，会被当成笑料。”

　　偶然、不值得、低级错误，成为记者在采访中听闻最多的关键词，那么为什么在这“不出政绩的数字”，也会出现造假呢？既然可能得不偿失，当事人为何还执意冒险？

　　是无心之失吗？国家统计局查实，在整个造假过程中，脉旺镇领导对汇总数据的篡改达到三次之多，从9.16亿元到9.46亿元，再到10.09亿元。其间领导磋商、会议部署，狠抓落实，都有序而循，可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个中滋味，或许只有当事人冷暖自知。记者辗转多时，终于与造假事件中受处理的一位当事人取得联系，对于东窗事发，他坦言自己运气不好，并流露出些许委屈之辞：“1980年代末脉旺镇乡镇工业很发达，在当时的几个重要产业，比如伞厂、｀钢管厂的带动下，催生了一股个体工商业发展的热潮，的确出现过接近十亿的状况，这些年经济垮下去了，但数字上却还在年年增长，你说我们怎么办？”

　　湖北省统计局向本报记者证实，脉旺镇近几年来上报的个体工商营业收入，一直稳定在10亿元上下。

　　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字财富，无疑成为了巨大的数字包袱，当地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新领导班子只有两条路，要么把谎话捅破，要么就继续撒更多的谎来掩盖。

　　把谎言捅破，无疑需要巨大的代价，这位官员认为，“这意味着你要面对历任的造假者，还意味着你的仕途可能从此完蛋。”

　　在计划经济时代，脉旺和马口、城关并称汉川老三镇，脉旺更是被誉为汉川工业重镇和商贸名镇，但这些年，在马口镇继续以其纺织业高居湖北省乡镇综合实力前十强时，脉旺镇却不可抑制地衰落了。

　　“脉旺镇的现实是，绝不能拖了后腿，对不住领导的栽培。”一位造假事件的当事人，后来在电话里这样分析，“所以我们肩上的压力更大。”

　　这种压力当然也来自汉川市强烈的发展梦想：2004年湖北GDP超百亿的县市只有五个，汉川是其中之一。今年2月22日召开的汉川市三级干部大会上，汉川市委、市政府十分鲜明地提出———今年乃至今后几年将赶仙桃，超潜江，努力建设湖北经济强市。

　　那脉旺镇该怎么办？汉川市一位官员认为，“脉旺政治地位又特殊，经济地位却又难以为继，如果不造假，这官怎么做下去？”

　　“再说，周围的乡镇如果都在造假，你不造假，岂不是对着干？”脉旺镇一位官员目睹五位同事丢官，他举例说明村镇之间的攀比：“比如三台村，最初报上来的只有20多家个体废塑加工户，一共63万元产值，而邻近的桃闸村，20多家报了6000多万，那当然得再斟酌斟酌。”

　　经国家统计局查实，桃闸村上报个体经营户经济普查表90张，其中近40张系伪造。

　　对于造假氛围的形成，当地不少干部私下向记者表示，“其实谁都不想造假啊，天天说谎多累，但不知道为啥，就变成了这种样子。”

　　颇具意味的是，官员们现在埋怨的焦点，反而集中到举报者杨振龙身上。

　　作为此次事件直接的当事方，汉川市统计局被舆论指摘为监督失察，但该局一官员满腹委屈，他说，经济普查规定了明确的审核和抽样程序，如果杨振龙不那么早举报，这么夸张的数字市里一定可以审核出。

　　“其实我们对举报工作十分重视的，”该市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去年12月7日，市里还首次对查证属实的举报人进行奖励，大大调动了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积极性。”

　　经济普查的现实处境

　　对于治愈统计造假顽疾，此次经济普查被各界寄予厚望，甚至有业内专家称为全国“统计打假一盘棋”的正式启动。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开展各类普查12次，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普查还是第一次，个体经营收入调查也是首次位列其中。

　　正基于此，上自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下至省市统计系统，无不三令五申，强调普查数据的质量问题，也采取了相应的减压举措，例如，经济普查数据不与税收挂钩，不与统计GDP联系，正是出于给既往数字挤压下的基层官员创造相对轻松的行政环境。

　　“应该说统计工作的外部行政压力已小了很多，统计造假的诱因少了很多。”湖北省统计局局长刘凯说，“但脉旺镇造假事件说明，解开基层的统计困局，远不是一两个措施能奏效。”

　　“脉旺这起案件，集中反映的是历史包袱问题，假如他们不造假，那么他们交出的政绩单就是惊人的负增长，横向比较时排名也会急剧下滑。”刘局长认为，“经济活动本来有起有落，但不少人习惯于增长惯性，不愿看到数字下滑，所以一旦前任领导吹下‘牛皮账’，继任者往往不得不将‘泡泡’吹到底。”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教授毛寿龙将此现象归咎于经济普查中制度化安全保障策略的缺乏，他认为基层官员在面对既往沉淀的历史泡沫时，选择说真话或说假话，都会基于自身利益安全与不安全的考量。当造假的政治经济土壤并没有发生彻底变革的时候，如果没有制度保障让其说真话，没有人会愿意突破风险性极高的潜规则，停留在文件强调或口头督促，效果有限。

　　在湖北基层工作多年的“三农”学者李昌平曾经就是一位乡镇领导，他对此深有体会，“其实基层官员面对数字泡沫并非趋之若鹜，有时也身受其害，自己取得的增收必须偿还前任的历史欠账，这也是痛苦的事。但他不能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还必须为整个地方政治生态考虑，经济普查也好，GDP统计也好，如果官场政绩考核的利益链条没有彻底断裂，说真话的风险成本同样高昂。”

　　“经济普查事实上在为统计改革探路，”湖北省一位统计学者认为，“这需要对地方财税制度、政绩考核制度进行同步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因此强调国家统计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保持统计机构对于数据的监督、统计的真实性，必须将其从地方行政体系中解放出来，实行垂直管理，统一授权。”

　　“200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在统计打假的压力下新政频出，变单一的逐级上报为上报与抽样调查并行的双轨制，效果已经有所体现，此次经济普查亦本着同样的方法。”他说，“但依然有改进的空间，比如在现有体制下，能否适当引进第三方中立调查机构？”

　　(文中部分村干部、村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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