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中国外交大脉络

　　特约撰稿 吕义国　虽然中国直到1876年才派遣使节驻外，但近代中国的外交事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前后即已肇始。

　　晚清外交嬗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走上外交舞台。那时的清廷有两个主脑人物从事对外

交涉，即主战的林则徐与主和的琦善。林则徐一开始明显地占据了上风，但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皇帝接受了琦善、耆英等人和谈妥协的主张。《南京条约》签订，中国的国门从此洞开。

　　1861年，清廷成立主管外交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掌管外交事务的是恭亲王奕昕和大学士文祥，二人是洋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与身体力行者。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外交家：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和争回伊犁主权的大清公使曾纪泽。

　　郭嵩焘极力主张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因此于1876年(光绪二年)被任命为驻英法两国特命全权大使。但他在出使西洋途中秉笔直书的所见所闻，以及在英国入乡随俗的所作所为，无法为国内同僚所容忍，遭到保守派猛烈攻击。回国之后的郭嵩焘在同僚与舆论的唾骂之中，在老家湖南郁郁终老。

　　相比之下，从俄国人的虎口中成功地把伊犁力争回来的曾纪泽，就比郭嵩焘这位同乡前辈幸运得多。曾纪泽的名望，不仅来自于他一度权倾朝野的父亲曾国藩，更多的是源于本人的外交才能，连西洋人都恭敬地尊称他为“曾侯”。

　　到了甲午战争落败和“百日维新”流产之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外交上失去了发言权。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任何人处于李鸿章的位置，恐怕也难以创造出更为理想的结局。当年国人大骂“李二先生是汉奸”，多少有点冤枉李鸿章。这是李鸿章个人的不幸，何尝不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悲剧。

　　“夫人外交”大获成功

　　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外交上与英美法德等列强基本上维持了等距离外交的姿态，堪称中国多边外交的先声。袁世凯起先对沙俄与日本保持着高度警惕，不意后来为了争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留下了“误国卖国”的恶名。

　　袁世凯后的民国，陷入了军阀混战。轮流值班的北京“临时政府”，纷纷寻求外来势力的支持：黎元洪是亲美派，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是典型的亲日派，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是不折不扣的亲英美派。

　　国民政府的外交真正成型，是在1928年张学良率东北军易帜，中国形式上完成统一之后。蒋介石主政时期，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亲美的道路。此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中美两国的恩怨相对较少，便于良性互动与合作；二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是一个英语表达带有美国南方口音的美国通。

　　如果要评选对蒋介石当局外交影响最大的人物，非宋美龄莫属。宋美龄出众的外交才能、公关技巧与演讲魅力，每每风行于美国政坛名流之间。由于宋美龄的斡旋能力，中国在二战结束之后摆脱了二等国地位，并以同盟国的重要一员和五大战胜国之一的身份，一跃而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成员，最终当选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3年，宋美龄的“夫人外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外国女性，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她在结语中的一句话获得了满堂喝彩。当时她斩钉截铁地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军民抗战御侮的决心：“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日本)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新中国外交 “小球推大球”

　　在近代中西方交流史上，中法关系是一个特例。拿破仑曾用“醒狮论”来形容中国的潜力，学者辜鸿铭则认为，中国人与法国人有着一种“灵敏”的共性，让两国人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法国历届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以及现任总统希拉克等人，都或多或少有中国情结。1964年，法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与政治环境下，与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法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中国打开外交局面非常关键。

　　1949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中美建交。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超级强国相互争夺倾轧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是无处不在。而当时与苏联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中美两国，在悄然寻找破冰的机会。

　　奇妙的是，在体育家族中不起眼的乒乓球运动，有幸在中国当代外交史上成功地扮演了破冰者的角色。一个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和一位美国普通乒乓球运动员的握手，或许只是一次偶然，然而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等中美政治家，却敏锐地抓住其中的历史机缘与稍瞬即逝的千古良机。

　　1971年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爱知举行，连续三届获得世界单打冠军的中国选手庄则栋与美国选手科恩偶然相遇并友好地赠送礼物的举动，成为赛场外最为轰动的新闻。科恩在面对新闻媒体采访时，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和队友们渴望前往中国，并进行访问比赛的高度期待。

　　北京方面注意到了这个细节。4月7日凌晨，毛泽东几经权衡决定立即邀请美国队访华，周恩来当即组织接待。在大洋彼岸，尼克松在批阅美国驻日本大使迈耶送来的关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后，立刻请来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名古屋世乒赛期间发生的“突然事态”，全面讨论对华政策的调整与接触。尼克松、基辛格和罗杰斯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北京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是对美国一个充满含义的微妙示意：它绝不是一段孤立的插曲，而是盼望已久的一个重大外交进程的开端。他们立即指示美国乒乓球队务必接受邀请，前往中国访问。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谈及中美关系历程时说，“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所以就打乒乓球。”“乒乓外交”被看作是打开中美关系的一次创举，是中方采取的一次推动历史进程的重大举措。

　　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中美两国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朋友(至少是合作伙伴)。虽然两个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但未来的双边关系如何发展，端赖于两国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历史判断。

　　中日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和最微妙的双边关系，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幸的是，当今中国国力已非往昔可比，中国的外交智慧与方略同样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处理得宜，中国有能力防止双方关系的恶化，并完全可以打破百余年来“中日必有一战”的历史宿命。中国需要密切注意的是日本在钓鱼岛、台湾问题、东海能源纷争、朝核六方会谈等问题上是否会继续制造麻烦，以防不慎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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