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评论：意见领袖

　　弗农·史密斯：商品不跨越国境，士兵就会跨越国境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农·史密斯日前在“200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发表题为“经济全球化：一个和平的字眼”的演讲。

　　史密斯说，人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性，可以进行社会的交换。正是社会交换使

得人类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生产,而且这种交换必然会遵循互惠的规则。

　　演讲指出，在很多地方，早期的人类已经开始进行交换活动了，比如，原始部落间就曾经通过交换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部落的人们发现与其杀掉周边的部落不如和他们进行贸易，如果让邻近的部落继续生活下去，就可以通过和他们进行贸易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现在，通过市场人类彼此更加依赖。实际上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经历全球化交换的过程，现在许多成功的企业在自己获得好处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会进一步有助于最终减少贫困。

　　史密斯总结说，减少并最终消除贫困是社会经济学的首要目标，商品和劳务市场是财富创造的基础，也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关键所在。通过外包给国外的市场，本国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人们从老的技术逐渐过渡到新的技术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应该阻挡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它是一个描述古老人类活动现代的词语，一个描述人类通过交换，通过资源的全球化分工来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词语，一个和平的字眼。

　　史密斯引用一句名言结束了该演讲：“如果商品不跨越国境，士兵们就会跨越国境。”

　　杨东平：研究生教育要名实相符

　　针对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中的诸多问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杨东平日前在《新京报》撰文指出，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就业压力引发的考研热，直接推动了研究生扩招；而由于导师数量、教学资源难以同步扩张，导致研究生教育出现了“一把茶壶配二十个茶杯”、英语上大课等种种弊端，质量急剧滑坡。

　　杨东平说，目前多数学生的学习动机比较功利，毕业后绝大多数也并不从事本学科的学术工作。一个本身缺乏学术兴趣和潜质、今后也不从事学术工作的学生，非要按学术型的目标强行培养，效果可想而知。

　　文章指出，造成研究生培养脱离现实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在1980年制定的《学位条例》已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当时，研究生教育刚刚恢复，数量和规模非常之小，培养的大多是学术精英。而在多数西方国家，硕士研究生仅仅是一种过渡性学位，学制一到两年；真正高水平的学术训练是在博士生阶段。而且研究生学位还有学术型与专业型之分，前者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性、理论性研究的学术人才，后者则偏重于职业能力的训练，培养的是工程师、临床医生、律师等高级专业人才。而事实是，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远远多于学术型。

　　杨文指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的问题，一是硕士阶段的目标定位过高，二是以单一的学术型学位为主。

　　文章最后说，在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硕士生培养规模巨大的情况下，应当实事求是地调整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使之符合大多数学生的实际状态和就业需要，将多数学位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位。同时，严格对博士生的培养和学术训练，从而使大多数为追求就业的和少数追求学问的研究生能够各得其所。只有这样，目前硕士生学制三年改两年的改革才具有实质意义。而这样的"降低"也许反而是一种进步。

　　肖复兴：中国文学离“伟大”最好远点儿

　　近日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一篇《中国需要“伟大的小说”》引起中国文坛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作家肖复兴日前就此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文学离“伟大”最好远点儿。

　　肖复兴说，中国文坛从来不缺少热闹，这一次哈金为我们带来的热闹，是因为哈金为“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宏大”的定义。正如宏大叙事一直是我们的文学中最常见的一种叙事方法而被顶礼膜拜一样，企望中国文学伟大起来，一直也是我们膨胀的文学血液。过去，《红楼梦》是口口相传的伟大的一个标杆，“诺贝尔文学奖”是梦寐以求的伟大的另一种象征，如今，又来了哈金式的“伟大的小说”的追求与呼唤。我们的文坛一直爱制造口号，就像我们的街道一直爱竖标语牌一样。

　　文章援引作家孙犁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文坛的批评：“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称20年过后，这样的“三化”愈演愈烈，不说“商贾化”和“青皮化”，在“忍看朋辈成主席”(作家何立伟语)的文坛官场化下，“伟大”只是主席台上的报告和新闻报道中文学的一个修辞。哈金的“伟大小说”的定义只能够给国内脆弱的文坛注射一针壮阳剂，再一次让文学离开它自身越来越远。

　　肖复兴认为，从本质而言，文学无所谓伟大不伟大，文学从属于心灵，只有深刻不深刻、丰富不丰富、真实不真实、真诚不真诚之说。文学当然和时代休戚相关，文学当然也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但这都只是润物无声一般的滋润作用，就是小说中“小”字的作用。因一部小说而传遍大江南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而且那样的时代恰恰是文学不正常的时代，而要求一部小说“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哈金对“伟大的文学”的定义中语)”，更是天方夜谭的痴人说梦。

　　文章最后说，中国文学最好暂时离“伟大”这一口号远点儿，先把膨胀的心收收，脚踏实地地努力才好。

　　许纪霖：严刑峻法不是治校之道

　　就近日华东某高校学生因留宿女同学被勒令退学一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日前在《南方都市报》撰文表示，与学生为善，善待学生，包括有过错的学生，才是大学风范。

　　文章说，校规虽然明确严禁留宿异性。但我们要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一种是涉及到伤害别人的罪过，另一种是仅仅有关个人私德的过错。前者理应从严处置，比如涉及到盗窃、诽谤乃至人身伤害的。而此次事件仅仅有关个人的私生活，应当给当事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文章进一步指出，学校虽然有权制订自己的校规，但校规是否合法正当依然有待评判。首先它不能违背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要遵从最基本的人权法则；其次规定必须得当，需与不断变化的社会风俗和对文明的理解同步；第三处罚应该适度，一切从爱护学生、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原则出发，不搞严刑峻法，给他们充分的自我纠错的机会。

　　文章接着指出，校规的有关原则和规定，不能由少数行政管理人员关起门来，闭门造车。学校不是监狱，校规校纪的制订，应该充分地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对于男女学生之间的个人私生活行为，没有必要直接诉诸学校行政，可以像国外大学那样，由学生组成道德纪律委员会，通过学生自治性的道德法庭予以处置。

　　文章最后强调，为什么在我们国家，一个官员犯了错误，往往不过是警告、记过处分，而一时冲动的青年学生，也没什么危害社会的举动，就该受到如此致命的处置？杀鸡骇猴式的严刑峻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以学生为本的治校之本。大学本应以学生为本，以爱护学生、培养人才为治校根本。我们没有理由为了校园的整体秩序，就将个别学生抛出来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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