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明星沦为学术泡沫昭示科研评价体制弊端

资料图片：郑岳青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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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沪记者 柴会群　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新语丝”网站日前披露：近3年来，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郑岳青教授大量发表SCI科研论文，这些论文大都发表在国外一些影响并不大的杂志，很少有人关注，但凭借这些论文，郑岳青成为一名“学术明星”。事件发生后，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

　　“科技明星”

　　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郑岳青教授的简历中，有这样一串令人炫目的数字：130余篇论文被《SCI系统》收录，2001年以第一作者发表、被SCI收录的论文在化学类论文排序中居全国第一，2001年被SCI文章引用总篇次全国排名第九，1997年-2001年SCI收录论文在2002年被引用篇数排名全国第三。

　　郑教授简历中的这些“硬指标”，无一例外地都连着“SCI”———目前中国学术界最时髦的一个词。

　　然而，日前新语丝网站上的一篇《天下奇闻：3年发表82篇SCIJournalPaper的郑岳青教授》的文章，对郑教授引以为豪的上述成绩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解读。

　　这篇署名为“难得愤怒”的文章披露，郑岳青的文章，其实大都发在国外一些“影响因子”较低的刊物上。比如，仅在一个德国化学刊物上就发表了39篇文章，一期最多发表6篇。这本刊物的“影响因子”仅为0.3，被“难得愤怒”称作“垃圾刊物”。

　　“难得愤怒”认为，郑教授发文章的方式，就是通过同一模式给不同的金属测序，测出一个，便可作为一个成果发表。依靠这个办法，身兼数职、公务繁忙的郑教授，可以连续3年内，平均不到两周就完成一篇论文。

　　“难得愤怒”进一步了解到，每发一篇文章，郑岳青都可以从学校获得7000元的奖励(宁波大学方面对本报记者证实为4000元)，而且，很大程度上，凭借这些SCI论文，从德国留学归国的郑岳青成为宁波大学的一名“科技明星”：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具有一级教授、国家优秀教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理学院执行院长等多个头衔，此外还是宁波大学国家86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关项目的负责人。

　　“难得愤怒”的真实身份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一名化学博士。他在通过SCI数据库检索论文时，无意中发现了宁波大学郑岳青的名字。这个名字出现频率之高让他很是好奇。因为乍看起来，“这样的水平，即使到哈佛、耶鲁做教授甚至拿诺贝尔化学奖也不成问题”。

　　郑岳青：“我历来都反对SCI”

　　“难得愤怒”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有人作了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他的论文平均被引用的情况是每篇6次多一点，而“自引”就高达4次，这意味着除了郑岳青本人以外，仅有少数人注意到他发表的那些文章。如此高的“自引”率，使得郑岳青简历中“被SCI文章引用总篇次全国排名第九”的说法很为人注目。

　　此外还有人揭露，郑岳青简历中自称是美国某杂志“评论员”的说法，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他不过给那本杂志审过几次稿子，而这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情，“一些博士研究生也可以做到”。

　　但一个宁波当地的网友称，他曾亲眼看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留学生办公室给郑岳青开具的回国介绍信，信中称“郑岳青是近年来我国留德学生中的拔尖人才”。

　　面对新语丝网上的批评，当事人郑岳青教授一直保持沉默。不过，在电话中，郑岳青对本报记者说，他“非常坦然”地看了网上那些帖子。实际上，他发表的论文比网上说的数字还要多，“我在德国的一些文章还没有发表”。当然，郑岳青解释说，他发表的目的并不是因为SCI，而“主要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历来都反对SCI，主张科研界要建立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评价体系。”郑岳青说。

　　至于为什么有那么多论文在那么短时间内发表，郑岳青说是因为实验中得出的这些“意想不到的结果，需要及时向同行报告”，“不发表就浪费了，发表了的话就有了知识产权”。

　　关于备受争议的奖金，郑岳青称“绝没有那么多”，而且是“大家一起分了”，“按规定我可以一个人全拿”。至于其简历中的美国某刊物“评论员”的身份，郑岳青认为是“翻译”问题，称为“审稿人”会更确切一些。

　　“郑岳青现象”

　　郑岳青事件发生之后，一系列的网上批评接踵而来，有人斥之为“学术诈骗”，有人称其“罪大恶极”。不过，在新语丝主持人方舟子看来，郑岳青一事并不奇怪，“在目前中国学术界并非个别，甚至也不是最恶劣的”。

　　据方舟子透露，去年新语丝曾经揭露过一个比郑岳青更甚的例子：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发表65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为2003年度中国被SCI收录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奖励1万元，共计65万元。而他采用的方法和郑岳青类似，都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方法不停地测不同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他们发表论文的速度比得上专栏杂文作家。一篇8000元到10000元奖励，报酬也超过了专栏作家。因此我认为这些人不该叫科学家了，该改叫SCI百万富翁专业作家。”方舟子称。

　　而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东北某大学有一对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发表一篇SCI收录论文，一年收入过百万元。另有某高校的一位院士，10年来发表SCI论文500篇，是名符其实的“SCI大师”。

　　事实上，自从SCI渗透至科研评价体系以来，国内几乎所有高校都相应出台了奖励政策，明文规定每发表一篇SCI论文可拿多少奖金。

　　方舟子认为，上述这种现象是中国学术界盲目追求论文数量、过分看重SCI造成的。这让一些人钻了空子，找到了一条成名、发财的捷径。这种做法其实是对有科学精神的、正直的科学家的侮辱。“我知道有的国外科学家在获悉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即可获得奖金后，拒绝为来自中国的论文审稿。”方舟子说。

　　大概正因为怪象如此普遍，网上也不乏为郑岳青喊冤者。比如，有网民认为他不过是多发了几篇论文，不是“学术剽窃”，所以还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

　　而宁波大学校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郑岳青的做法“没有任何不正常”，学校也没打算就此事调查，更不会给他任何处分。据宁波大学科研处副处长王少青称，郑岳青事件在宁波大学早已传开，但学校职工“非常平静”。

　　科学界的“幽灵”

　　正在一些“SCI大师”各展神通之际，另一些科研人员则苦不堪言。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晏才宏之死曾经在教育界引起很大轰动———因为缺少论文，这位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至死也仅仅是讲师职称。

　　据悉，国内大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皆把SCI论文直接与科研人员职称评定挂钩。比如，上海交通大学明文规定，申请工科和理科博导者，5篇论文中至少有两篇为SCI或EI所检索。

　　此外，按该校规定，攻读理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有SCI要求，比如至少须以第一作者在SCI检索的刊物上发表或录用学术论文一篇，否则没有学位论文答辩资格。据消息人士透露，今年该校生命科学院15名应届毕业的博士生中，只有4人拿到了学位，其他人则不得不延期毕业。

　　因为完不成SCI论文要求而不能按期毕业，这近乎成为国内各高校特别是名牌高校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数量呈越来越多之势。博士研究生从一入学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SCI包袱”。

　　然而SCI只是对理科生的一种通常要求。其他如文科、工科类的博士生，则又有不同的学术论文达标要求。“逼得博士生们用尽心机‘搞’论文，弄虚作假、找‘枪手’、寻帮手的，随处可见。”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侯汉清说。在这种环境下，一些期刊也变得洛阳纸贵。侯汉清曾算过一次，以目前高校对论文的要求，国内所有核心期刊加起来，还不够研究生发论文用。

　　在一篇题为“SCI与科研绩效评价”的文章中，侯汉清将SCI比作国内科研界的一个幽灵。

　　与他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金碧辉。她告诉本报记者，被异化了的SCI已经与它最初被应用的目标背道而驰，“许多科研人员正在沦为论文机器，他们已经搞不清楚做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还是为了发文章。”

　　SCI热高烧不退

　　据说，SCI的创始人———美国人加菲尔德2002年来中国时，对SCI这个检索工具在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内能如此“发扬光大”，曾大感诧异。

　　国内最早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的是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曲钦岳告诉本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南大出于科研创新考虑，将SCI引入评价体系。当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

　　“引入SCI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指标对科研人员实施一些压力，使南大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曲钦岳说。与此同时，南大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能完成的科研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后来对研究生也作了一定要求，“那时候奖金数还是很低的，大概一篇1000元左右。”

　　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学的SCI论文收录数在全国居第一位。在此期间，由于可量化，易操作，南京大学的做法也在全国推广，SCI逐渐上升为衡量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一把重要尺子。

　　不过，曲钦岳对一些高校盲目模仿南大的做法表示遗憾，“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在南大合适搞的，在别的学校未必合适”。

　　在SCI热高烧不退之际，去年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家被收录进SCI的国内生命科学杂志，因为自引率过高，问题暴露后被SCI检索系统剔除。

　　这个事件从另一角度诠释了SCI被人为异化的程度。

　　通常而言，衡量一本被SCI纳入的期刊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其自身的“影响因子”，而决定“影响因子”的因素，则在于该刊物所载论文被引用的频率。被引用的频率越高，说明该文章和杂志的水平越高。

　　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操作出现了：为了提高自身的“影响因子”，上面那家期刊要求作者大量引用其自身文章，人为制造“影响因子”，而作者为了发文章挣“工分”，自然也不敢不听。这样最终导致该刊物高达95%以上的自引率。而据业内人士透露，这种现象在国内学术期刊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统计数字表明，1981年中国SCI论文数为1650篇，2003年则达40000多篇，20余年间增长了2000%。增长之快，令人瞠目。而在这些数字增长的背后，是一场波及整个科研领域的论文大跃进。

　　“SCI是一把坏掉的尺子”

　　对于SCI作为科研“尺子”的弊端，学界其实早有警惕。2002年时，《科学时报》曾专门就此展开一场广泛的讨论。

　　2003年5月，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中国工程院五部委联合发文，要求改进科技评价工作，其中特别指出，“SCI、EI等收录论文数量只是科学技术评价中的定量指标之一，反对单纯以论文发表数量评价个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做法。”

　　当年9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决定取消政府导向的科学引文索引排名，引导高校从重视科研论文的数量向重视论文的质量方向转变。

　　然而奇怪的是，SIC热并没有因此而退烧，盲目追求数量的现象似乎也并未减轻。

　　对此，北京大学化学院孙亦梁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主要是由我国目前的科研体制决定的。他认为，SCI指标可量化，易操作，经过十多年的应用，已经成为科研系统中的一项重要的“政绩工程”，“作为一项衡量科研成果的‘硬指标’，哪任领导都不想在自己任上把SCI数降下来。”据悉，直到目前，尽管已经不再以政府名义，但高校SCI论文排行榜目前仍由某机构每年公布。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中国政府从未就使用SCI进行科研评价发文，却就不使用SCI发了文件。”汤姆森中国区经理刘煜说，“这一定程度上说明SCI用于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和生命力。”至于SCI背后的各种乱象，刘煜认为，任何科学评价体系，都离不开科学家自身应有的良知。

　　中国科学院院士曲钦岳将SCI与国内的高考制度类比，“大家都知道有毛病，可是在找不到更好替代方法的前提下，只能继续用它。”他认为，当前对SCI在科研绩效评价中的功能应当进行完善和改进，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据业内人士透露，自SCI火起来后，一些国内机构也纷纷效法，推出自己的检索系统，及时地弥补了SCI的“国内空白”。据了解，这样的检索系统已经不下5个。据了解，主办这些系统的有关机构已经成为科技界的“红人”，尽管他们收录的刊物档次被公认为比SCI低很多。“国内期刊纷纷请他们讲课，一节课没5000元下不来。”这位人士说。

　　不过金碧辉认为，更应该完善的是同行评议制度，而不是SCI的评价功能，因为SCI热起来的过程，恰恰也是同行评议冷下去的过程。“SCI是一把坏掉的尺子，它已经背离了它原来被指望的功能。”

　　链接　SCI是什么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现被并入汤姆森集团)主办，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它从全球挑选出6500种刊物(其中中国72种)，将其刊载文章收录其中。

　　由于不同质量的期刊和文章被引用的频率不同，SCI在实际应用中，逐渐派生出科研绩效评价功能，但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SCI在科研绩效评价中只能起辅助作用，学术评价仍应以国际通行的同行评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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