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中国民间环保真伪之争

　　本报记者 李梓

　　走过了11年，中国的环境NGO遭遇了一场真正的批判。从2005年年初开始，由印度洋海啸引发了一场历时4个多月的“人类是否要敬畏自然”之争，“环保派”与“科学派”两个阵营的对垒至今未有落幕的迹象。

　　挑起这场论争的是何祚庥院士，但“科学派”中冲锋在先的却是方舟子，他将中国的环境NGO称为“伪科学”与“伪环保”。方舟子在个人网站“新语丝”上，制作了一个专题，收录了以他和他的支持者为主的数十篇文章。中国最年长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也专门制作“人类是否要敬畏自然”的主题，其内部通讯还在继续征集主题讨论文章。像赶场一样凑这个热闹的还有各大门户网站和各个BBS，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主要阅读对象的网站。接下来，传统媒体也介入其中。这场小圈子的辩论很快演变成一个热门的公共话题。

　　环境NGO遭受质疑已经不算是新闻了，随着其越来越多地涉入公共领域，其遭受的质疑也越来越多：2003年的“雀巢”事件，引发一场大辩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2004年的“金光种桉”事件，一大堆植物学专家在争论桉树是环境杀手还是救星；同年的“怒江建坝”事件，更是声音庞杂，几乎所有学科的专家及非专家们都参与其中，相关的书出了好几本……

　　公众的视线正变得混沌，在这些显然比“是否要保护藏羚羊”复杂得多的公共领域问题里，辩论双方谁也没有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的公信力都在下降。

　　方舟子又一次成为焦点人物。在表达了对民间环保的公开质疑后，他收到了包括他的“宿敌”和朋友在内的各种回应。从2003年开始就与方舟子辩论“敬畏自然”等问题的人文学者刘兵、田松等人绸缪已久，准备在今年6月出版一本专著来反驳对手，但被批判的对象——中国民间环保社团的沉默却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在中国，环保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正因如此，公众和传媒历来对民间环保组织关爱有加。多年以来，几乎没有人怀疑过民间环保人士的热情，也未曾有人公开质疑过其环保理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场辩争绝对是“划时代”的。

　　主攻手方舟子 民间环保是“伪环保”

　　2005年4月初，方舟子到云南怒江考察怒江建坝项目，回来后开始指责“中国的民间环保是伪环保”，虽然后来他的指责也受到质疑——只跑了一个星期就得出结论是不是太快了？

　　“我所质疑的部分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即使没有专业素养的人也能看出来。”方舟子说，他批驳的是民间环保人士就怒江建坝问题所给出的部分反对理由，比如大坝会破坏掉“原生态的河流”。方舟子认为，根据他所看到的，在淹没区以下的部分，生物多样性早就遭到了多年的严重破坏，“原生态”已经不存在了。他在云南大学作了一个即兴演讲，之后又写了一系列文章，指出了许多民间环保人士所提到的“常识性错误”，比如将一个海拔在3000米左右的景观说成是会被淹没的景观等等。此外，他还认为，“沿途看到两岸植被破坏非常严重，与环保人士展示的资料有很大的差异，感觉环保人士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在人为地美化当地的情况。”

　　方舟子根据他与民间环保人士的交锋所见，总结出一个新的词语：伪环保。在他的措辞激烈的文章里，为这个词语划出了定义：“伪环保就是不科学的环保，极端主义的环保。”他的言论，得到了“科学派”的支持。

　　极端环保必然走向“伪环保”

　　时代人物周报：你什么时候开始把注意力转到民间环保的？

　　方舟子：就是从“人类是否要敬畏自然”的那场辩论开始。我写了一些文章去驳斥那些“敬畏派”的观点，由此开始注意到中国那些著名的环保人士，并在一些场合和他们有接触和交锋，我觉得中国现在那些著名的环境NGO不仅虚伪，而且都是极端环保主义者。此前，我因为转基因食品问题与“绿色和平”那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论战了两年。

　　时代人物周报：极端环保主义？

　　方舟子：在我看来，环保主义有两种，理性的环保主义和极端环保主义，理性的环保主义是以科学为行动依据的，而那种极端的环保必然走向“伪环保”。

　　环保不是做秀

　　时代人物周报：你都研究过中国的哪些环境NGO呢？

　　方舟子：我所接触到的都是那些风头甚劲的，比如“绿色流域”的于晓刚，“自然之友”的薛野，还有汪永晨、廖晓义等人。因为“敬畏派”反复把“怒江建坝”作为他们的一个论据，因而我注意到怒江的问题，但去看了怒江的情况后，我怀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否在真诚地做环保，科学地做环保。

　　时代人物周报：你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方舟子：NGO中的一些人可能比较有激情，而另外一些人则热衷于炒作自己，比如圆明园防渗工程风波，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是否值得惊动全国？环境NGO近年来炒作的那些大事件，比如转基因水稻、水坝问题，根本不是中国环境问题的关键，中国环境最重要的问题是污染，而环境NGO却不去涉足这些领域。他们所极力反对的一些事情，例如推广转基因作物、开发水电恰恰是有利于环保的，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是伪环保。我以为NGO的力量在于草根的力量，在于一点一滴去做，而不能靠炒作的方式，也不应该在环保里掺杂政治的因素。

　　支持环保不等于不能批评

　　环保组织

　　时代人物周报：你曾先后对“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和总干事薛野提出过批评，你对这个组织本身是否有研究呢？

　　方舟子：说实话我对“自然之友”并不了解，我的批评都基于媒体的报道和这些人公开的言论。

　　时代人物周报：你能确定你所看到的这些就是整个环境NGO的真实状况吗？

　　方舟子：从他们所写的文章中足以看出他们就是那样的。

　　时代人物周报：你开始批评环境NGO之后，你周围的人有什么反应？

　　方舟子：科学界的朋友基本都是支持我的，而许多记者，在我做学术打假的时候一直都支持我的人，现在却开始批评我不应该和其他人一起对民间环保发难。传媒无视这种批评，他们习惯于一直支持民间环保。

　　时代人物周报：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方舟子：主要是“环保”这两个字太好听了，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因此要支持环保事业，因此也就不能批评所谓的环保组织了。此外，许多人以为与环境NGO对立的都是一些非常强势的部门，比如水利、电力部门，NGO的存在是一股民间的牵制的力量，所以就要扶持。而我认为，我现在对民间环保界也是一股牵制的力量，以后他们就会变得谨慎。

　　防守者薛野：环境NGO是谨慎的

　　4月8日下午，薛野郁闷地坐在云南大学的讲台下面，听方舟子做了一场针对他以及整个环保界的颇为煽情的演讲，当时他没有获得辩论的机会。在方舟子的演讲之前的另一场座谈会上，薛野做了一次发言，把中国环境NGO对怒江建坝问题的意见综合成十点。这个发言让方舟子的批判有了针对性。

　　在此之前，薛野和方舟子不仅互不相认，而且对对方涉足的领域也并不熟悉。此后薛野决定对后者的质疑不再理会，而是希望以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两个月后，他决定接受《时代人物周报》的采访，因为他认为这并非私人间的辩论，而是一个公共话题，NGO必须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

　　NGO是对强势的制衡

　　时代人物周报：你认为方舟子对于中国民间环保的“发难”是一个偶发事件吗？

　　薛野：我想这有它的背景，中国正在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它所引起的冲击绝不亚于当初“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提出。同时，中国的环境NGO开始把目光转向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涉及的利益纠葛和价值取向远比过去关注濒危物种生存状况这样的题目复杂，因此而引来质疑是非常正常的事情。NGO在近几年开始就公共问题有了一点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声音越大，反对的声音也应当越大，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对环境NGO的批评早来要比晚来好，公开的监督有利于它的健康发育。

　　时代人物周报：具体到你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怒江建坝”上，NGO要达到的目的是否就是最后不修水坝？环境NGO是否在以牺牲当地原住民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薛野：在怒江建坝问题上，现在远未到可以做出最后决断的时刻，我们目前诉求综合起来就是四点：公开、公正、民主决策和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对当下水电开发尤其是西南“跑马圈水”的立场，对生态的保护和原住民的利益已蕴含其中。环保人士对怒江项目质疑，是因为它迄今的前期开发过程并没有保障民主决策，公开决策，法律赋予公众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并未充分落实。我们相信，保障这四项基本原则，任何的大型项目都会得到一个较优的解决方案，而且，它还将解决这个项目的合法性问题。我们认为，主建派也应当积极响应我们的这个倡导，因为它同时也会降低水电开发的风险。

　　时代人物周报：环境NGO近年来为何对水电问题如此关注呢？

　　薛野：NGO关注包括江河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水坝只是其中的一个。此外，中国目前的水电开发模式导致NGO认为有责任进行监督，水电开发主体是各国营水电公司，他们付出的开发成本极低。但水电公司也是一个商业机构，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国营水电公司并没有负起相对应的公共责任。水电公司对江河这种特殊资源的垄断使用无需缴纳资源占有赋税，移民的后期和隐性成本往往由当地政府来负担，移民没有被赋予更好的生活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水电开发商未曾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NGO有必要对其质疑，以形成一种制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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