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杰人
南方日报昨日报道，外交学院一位宫姓教授日前公开声称要向前往采访他的记者收取最少每小时200元的采访费，否则“宁愿不接受采访”。报道还说，这样的事情并非宫某一人所为，在外交学院，很多教授统一了口径和收费标准，强调在接受采访时必须收取采访费，一些记者因为不懂“规矩”还遭到了拒绝采访。
对此现象，外交学院官方认为，教授收钱的事情是“私人行为”，不便干涉；也有人认为，学者收取“采访费”无可厚非，因为它是知识价值规律的体现；而著名传播学者展江和喻国明两位教授则对此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腐败的表现，应该受到谴责。
在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教授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采访，所以媒体和教授之间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是一种基于自愿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法律对“采访费”无能为力。但两位传播学者的话也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媒体是社会公器，它所承担的职能，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企业法人的营利性，更在于传播信息、监督权力、解释道义、表达呼声等各种职能。一个教授的知识尽管是他个人的修养所致，但这种知识只有服务于大众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知识，而将所掌握的知识通过媒体传播于大众，恰恰是知识发挥效用的良好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教授接受采访时收受所谓采访费，实则是对知识传播的设限，有急功近利、惟利是图和金钱拜物教的嫌疑。
但问题是，不管我们批评也罢，支持也罢，既然法律不能追究或者限制所谓“采访费”的现象，且这种现象又实实在在地腐蚀着社会风气，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源探讨这一现象，并试图寻求消除此种现象的办法。
我注意到，在提及收取“采访费”的理由时，外交学院的教授们振振有词地解释说，中央电视台每次采访他们，都会支付几百元采访费，言下之意很明显:人家付得，你付不得？我无法猜测这些教授们的心态，但从他们的话里，我却分明感受到了教授们那种“知识卖方市场”的优越感。为什么他们有这种优越感呢？因为在相关的学术领域，比如在讨论有关国际关系话题时，外交学院的教授就有学术上的优势，当这种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垄断之后，学者们就有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话语霸权心态，他知道，在这一领域，我就是最牛的人，不找我采访，你找谁去？
由此话题我想到了当前中国的学术环境。由于大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属于“事业单位”，在统一管理下，大到财政拨款，小到学术机构的设置、学科的划分调整，甚至细到某一个教授的调动，都有政府的指挥棒身影。正是在这种“等级学术”、“计划学术”等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科研背景下，学术机构和学术研究秩序形成了行业垄断、地域垄断甚至学院垄断，一方面使得学术研究缺乏动力，另一方面却形成了某一群体的话语霸权，当公众希望通过媒体了解某一学术观点时，这种话语霸权就表现为知识和金钱的交易。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授向媒体收取“采访费”，小处看是少数教授们惟利是图的丑陋表现，大处看则是中国学术研究高度计划化和垄断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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