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2600万抑郁症患者 10%-15%可能最终自杀

　　外滩记者 邵嘉翔 任明 李杨／报道　　

　　抑郁症，一种“离我们最近的心理疾病”。最近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但只有不到10％的人得到治疗，而1.5万名专业精神科医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尽管抑郁症研究专家对患者人数存有异议，但显然，抑郁症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10％-15％的抑郁症患者最终可能死于自杀。

　　17岁那年，李飞(化名)得了一场“怪病”。

　　“那时我拒绝说话已经有两个多月，整日躲在房间里胡思乱想，感觉死亡离自己很近。”回忆起10年前的那一幕，李飞至今觉得有些后怕。

　　在他的印象中，这场“怪病”的起因是父母到北京去旅游了一个月，而把正在放暑假的他一个人留在家中。

　　“每天看电视看得天昏地暗，黑白颠倒，饮食也不规律，刚开始时还觉得是种解放，可时间一长，竟成了难以忍受的压力。”李飞说。

　　那时，李飞一家刚搬到江西南昌，他没有什么朋友，一开始是没人可以交流，后来就变得拒绝与人交流。

　　这种状态持续了6个月，好在非常能理解他的妈妈和后来的一场恋爱，救了他。

　　现在，搞多媒体创作、在圈内已小有名气的李飞当然已经知道十年前折磨自己的那场“怪病”是抑郁症——尽管也只是不久前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他的症状符合抑郁症的临床诊断标准：情绪低落、思维反应迟钝、身体疲劳衰弱…… 而他的妈妈，也曾患过同样的病。

　　中国古代就有“忧郁成疾”的说法。中医有云：情志不舒则生郁，言语不投则生嗔，谋虑过度则自竭。可见，这在古代属于一种“精英病”，而到了现代，抑郁却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6月20日，在北京举办的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公布了这样一个数据：抑郁症在中国的发病率为3-5%，目前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2600万。

　　参加峰会的中外专家警告说，人们应该正确认识抑郁症，提高患者的就医率。至少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已经显示出这种疾病的严重性：抑郁症目前是全球第四大疾病，到2020年可能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二大疾患，仅次于心脏病。

　　抑郁症/焦虑症研究专家季建林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在他看来，也许减掉一个“0”，即260万可能更准确些，因为按全国平均2%的患病率计算出来的这一数字，只参考了国内大城市的发病率，并未考虑人数最多而抑郁症低发病区的广大农村。但是，“不管抑郁症的比例是多少，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抑郁症是离我们最近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心理疾病”。

　　作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季建林是上海第一个在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医学科的人。但更让他担心的是，在中国，太多的人对抑郁症几乎一无所知。

　　像感冒一样常见

　　“抑郁症患者眼里的世界和我们眼里的不一样。一间我们看来已经很明亮的屋子，在抑郁症患者眼里却是黑的，他们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因为戴着墨镜。”为了解释抑郁症，季建林形象地给记者作了比喻。

　　季建林认为，事实上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会有抑郁的体验，比如，意料外的失业、亲人过世、患病、高考失利等，有时甚至是没来由的情绪败坏。大部分人能很快从抑郁悲伤中解脱出来，但有些人不然。“即使发生高兴的事情也不会使他们兴奋起来，在抑郁症患者眼中，五彩缤纷的世界是个使人度日如年的人间地狱。”季建林说。

　　而随着抑郁的加重，抑郁症患者会不想做任何事情，以至于连起床穿衣等日常活动都感到困难，严重影响其工作、生活。相当多的患者因为不堪忍受这种苦恼，千方百计寻求解脱，三毛和一年前离世的歌星张国荣皆因此而走上绝路。

　　韩国当红影星李恩珠则是最近发生的一例。2月22日，她被发现在公寓里自杀身亡，临终前留下遗书说：“活着简直没有任何意义。不想责怪任何人……”

　　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曼把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他认为，抑郁症是每个人都可能得的心理疾病，它不能说明你心胸狭窄，也不能说明你品质低劣或意志薄弱，抑郁症与感冒没有任何区别，它只是一种普通的疾病。

　　据季建林介绍，上海目前的抑郁症发病率为2.5%，略低于北京，属于高发区。至于这一数字与全国发病率的差异，季认为，主要是统计方法不同，在对抑郁症的调查上，至今没有一个非常科学的统计方法。

　　10-15％的自杀率，不到20％的识别率

　　如张国荣般因抑郁而自杀的情况在中国并非罕见。实际上，抑郁症，这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一直在困扰着中国，由此产生的自杀人数也在增加。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周东丰介绍，抑郁症患者中，10%至15%的人最终可能自杀。

　　自杀在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精神卫生问题，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张明园的话说，“应看作是公共卫生问题”。已经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平均年自杀率约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在中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并且是第五位最重要的死亡原因。

　　尽管如此，抑郁症在人们心目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致力于抑郁症相关问题研究的非营利组织SEBOD(降低抑郁症社会经济负担组织)曾担忧地指出，绝大多数亚洲人群由于现存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法规的障碍而未能接受恰当的治疗。而据他们估计，在中国，一些人以患有抑郁症为耻，更多人对抑郁症患者怀有敌意。

　　“西方国家通常认为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很低，直到上世纪80年代，哈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阿瑟·柯林曼发现，这是因为在中国，人们在谈论和想到精神疾病时和在英美国家不一样。他们会带着对各种各样肉体上的病痛的抱怨去看医生，而不是去看精神科。”SEBOD成员、英国心理学协会(IOP)公众关注精神健康中心主任理查德·洪斯贝说。

　　事实上，这样的病人也经常使医生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各种各样的躯体不适，可化验检查又无异常。

　　常年在心理咨询一线工作的季建林非常了解患者的心态。“现在社会上一些关于精神疾病方面的偏见，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是极其不利的。人言可畏，很多患者来精神卫生中心看病都是偷偷摸摸的。”他叹道。

　　但是，更多的患者则是因为对抑郁症的不了解。“中国人很少会用抑郁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即使是抑郁了，他说出来的也可能是‘唉，我很闷’，而从闷到抑郁，你需要问很多问题才能发现，哦，原来他感觉抑郁。”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教授何燕玲说。6月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刚从北京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返沪。

　　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上公布的另一数据也从不同方面支持了上述结论。与高患病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地市级以上非专科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而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

　　据《青年时讯》2004年1月的一份报道，上海曾作过这样的调查统计：在1600个自述睡眠不好、吃饭不好、感到疲劳的人当中，只有13人被内科门诊医生判断为有精神障碍；而同样是这1600个人，精神科医生用通用的诊断方法检查，却发现有64人患有抑郁症；被内科医生诊断为有精神障碍的13人当中，只有5人得到了内科医生做出的精神障碍处理，主要处置措施是给病人开安定之类的药。

　　对此，张明园教授评论说，“这相当于没有一个抑郁症病人接受了抗抑郁药物的治疗。”

　　周东丰说，显然，我国1.5万名左右的专业精神科医师，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泛抑郁的年代

　　杨易(化名)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已经整整两年，虽然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他仍然不知患病的原因。

　　两年前，他刚从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去了广州的一个行政机关。由于自小在农村长大，不懂察言观色，进入单位后，他表现得无所适从。当看到同时进入的同事在领导面前如鱼得水时，累积已久的自卑一下子暴发了，本就有的神经衰弱从那时起变得更厉害。

　　“一下子到了非常厉害的地步,最让我无法掩饰的是手发抖得厉害，不管是吃饭拿筷还是喝酒拿杯，让我出尽了洋相，以至后来一想到吃饭我就怕。”杨易说，他一度想过自杀，直到最近才找到合适的医生开药控制住病情。

　　杨易的抑郁症从何而来？理查德·洪斯贝认为，压力似乎是一个主要诱因。在这方面，科学家们已经作了许多的研究。

　　“新的城市生活的压力和超负荷工作等因素会引起抑郁及与其有关精神疾病的快速增加。譬如在英国和美国，各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在老的城区中心总是比生活环境比较好的郊区高得多。而在英美市中心人口拥挤的地方，幻听、幻视的发生率也在急剧增加。所以，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城市化，可能只会引起情绪紊乱患者的增加。”理查德·洪斯贝以英国和美国为参照说。

　　何燕玲更倾向于从其他方面来寻找病因。“像李飞这样有家族抑郁症病史的，只是抑郁症易患人群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会在没遭受常人可以理解的生活压力的状况下，也暴发抑郁症。而人们更常见、更‘认可’的是因性格和社会原因患上抑郁症。譬如性格内向、不善与人沟通；或者是社会支持较差，缺少家人和朋友的关怀。”

　　一些专家则把中国抑郁症高发人群的特点归结为“三高”和“三低”。“三高”即高收入、高文化、高职位，这些人往往把人生目标定得太大，总想干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而心理承受能力又没那么高；“三低”则指低收入、低职位、低文化阶层，他们容易对生活状况感到不满足，而又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改变，从而导致抑郁。但后者常因不知道去求助或不知道到哪里求助，而被忽略。

　　开始重视抑郁

　　6月20日召开的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可谓是一次对抑郁症危害和防治知识的深入教育。而来自全球15个国家的 200名精神卫生领域资深学者和专家的集体呼吁，也足以改变公众对抑郁症、这个像流感一样频繁发作的精神疾病的固有漠视。

　　事实上在最近几年，媒体和网络对这个常见病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在著名的搜索引擎“google”上键入“抑郁症”三个字，相关网页有136万页之多。

　　而据卫生部疾控司慢性病控制处严俊研究员介绍，《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1年)已经提到，抑郁症是未来十年中要重点控制的疾病。

　　上海是中国精神卫生治疗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目前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三级防治网。就在最近的7年中，越来越多的民众也开始走出对精神疾病“讳疾忌医”的阴霾。季建林告诉记者，1998年9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张至当年年底，到该中心进行心理咨询的总人数为991人次；而在2003年年底，这一数字就猛增到了49180人次。“其中增长最快的 2002年，中心全年接受就诊的患者超过50000人次。目前每天的就诊量日平均150人次。”

　　林紫是中国第一批通过认证的心理咨询师之一。她的“林紫心理咨询中心”从1998年开业至今，以面谈、电话、视频、信件和BBS等各种方式进行咨询的人数每年递增20%。

　　抗抑郁药物也早就进入了中国市场。长期从事临床治疗的精神科医生也经常会口气肯定地告诉患者：“抑郁症完全可以治愈。”“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抑郁症复发的可能性达到76%，所以要持续服药。”

　　“在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非常现代化的城市里，对抑郁症的了解和治疗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可能在十年左右。”在谈及这个问题时，理查德·洪斯贝判断道，不过，他马上又补充了一句：“中国还是可以在令人吃惊的短时间内，改变这个局面。”

　　相关链接

　　抑郁症自测表：http://www.cdpf.org.cn/kangfu/jswsr/2003/l-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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