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方愚
28日下午，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所作的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依然触目惊心──10户央企原领导任期内由于决策失误损失145亿，水利建设资金中滞留及违规资金近49亿元，2003年18所中央部属高校违规收费8.68亿元，10家医院收取各类折扣、回扣等约3亿元……(本报昨日3版)
年年审计，年年触目惊心。而“上榜”的当事部门面对记者采访时，话语也是极其含混晦涩———卫生部称已对“问题医院”进行了“期限整改”，水利部称主要存在“五个原因”，教育部称正在对高校违规收费问题“抓紧研究”(新华网6月29日)……至于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公众不一定有机会知情。笔者认为，审计报告不是“数字噱头”，也不是当事者“打马虎眼”的工具，必须谨防违规部门陷入“诺斯悖论”的暗流当中。
“诺斯悖论”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意指政府部门本来应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的却有可能是公共灾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政治和法律上的惟一性，政府部门的自然垄断特性一旦走向反面，后果不堪设想。政府部门可能打着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招牌，为政府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利益，却很难受到有效的约束。回头看看被审计长李金华点名的水利部等违规部门吧，他们不正是滥用了自身的优势地位，“无意识”地为社会提供着一幕幕的“公共灾祸”吗？
除了“多少亿”的数字灾祸之外，权贵部门对社会利益的侵蚀，至少还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挤出效应”———政府部门利用其权贵地位，在竞标、投资等方面都挤占着民间力量的空间；其次是资源浪费问题———比如巨额水利建设资金被滞留、挤占与挪用，使得一些水利项目一拖再拖，甚至成为“空架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制度的扭曲———骗取中央财政资金屡屡得逞、“化整为零”违规盖楼等恶性事件的发生，其实并不是孤立的，每起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由多个行政主体组成的利益链条，当“协同牟利”成为一种惯常手法时，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便面临南辕北辙的危险。
针对如今审计报告爆出的权贵部门严重的违规行为，有学者认为，遏制此类经济犯罪的有效手段是加强内部管理。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好比说，如果豹子参加几天海豚培训班，就能变得温驯异常，这显然是天方夜谭。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即自发性变迁，一种是强制性变迁，即由“拳头式”法令引致的变迁。笔者认为，使权贵政府部门走出“诺斯悖论”的有效途径，依然是类似严格审计一类的“铁面之举”，以及用法律手段严惩当事人的“拳头行动”。
经济学家盛洪说，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个政府机构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灾祸，那它必定是我们社会应该摆脱的最沉重的负担。诚哉斯言。深层透视李金华的一纸审计报告，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数字噱头，更是权贵部门制造的一幕幕损害公共利益的景象，我们为此不无担忧，但依然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