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发展中的惯性思维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发展观。为了更好落实科学发展观，很有 必要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思维，认真做好“五个转变”，解决好发展什么，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诸多问题。

　　转变“轻农重工”

　　狠抓“重中之重”

　　自胡锦涛总书记作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指示后，我国的“三农”问题有了很大转机。但是， 因为生产资料的涨价和农业基础薄弱的情况没有显著改变，所以在今后的岁月里，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难度将明显增加。从 长远看，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要走的路十分遥远，而且前进征途上还会有很多问题和困难。

　　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定要进一步转变“轻农重工”的惯性思维，对农村形势估计，绝不可过分乐观，更不能只有口号 、没有行动，也不能再走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而欠发达地区实际无人“买单”的老路子。要严防到头来“竹篮打水 一场空”。特别是对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一定要有新举措，一定要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落实政策、落 实项目、落实投入，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农村道路建设、农村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建设等，都应有实实在在的投入规模，给予 大力加强和推进。必要时，应敲定城乡投资比例和工业反哺农业的份额，保证中央政策落到实处。

　　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定要利用好东部各省的土地。东部的土地不仅土质肥沃、雨水充沛，而且光照时间长，气候条 件好，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这些地方，因单产高、复耕指数大，一亩田可抵北方三四亩。正是这个原因，日本上世纪7 0年代曾推出“南农北工”的列岛改造计划，为日本经济的腾飞作出了贡献。我们应该严把东部的土地闸门，严控和抬高东部 土地价格，确保东部农田和粮食安全并使产业和投资向中、西部转移。

　　种粮直补是国家一项重要政策，但是对农民的增收，不能只看放下去多少钱和农民增收的平均数。根据对广西、河南 和湖北三个点上的调查，能拿到直补的只有湖北的一个点，而且补贴的数量很有限。河南的一个点上补贴是拿到了，但是在纳 税时减扣的。在广西一个村庄调查时，农民还没能拿到种粮补贴。因此，对国家下达的粮食补贴款，还要进一步规范，对补贴 规模、数量、款额要张贴公布，防止被挪用和截留。

　　农业科技的发展，仍是破解“三农”的一大关键。这些年国家的科技投入大大增加了，但对农村的投入却减少了。原 来农村的科技网络，出现了“网破、线断、人散”的新情况。农村科技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应把农村科技作为公益事业 ，给予支持和投入。“十一五”规划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网络建设的投资，要像保教育那样，保农村科技网络。

　　发展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是解决农民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因为农民缺乏启动资金，又得不到政府 和金融部门的支持，所以很多农民只能是“老太太喂鸡”，小打小闹，不能实现集约化生产。为了农村的发展，一定要解决好 农村金融改革问题，搞好对农村贷款的供给保证。为了推进农村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还要放开发展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大力发展公司制的农业专业合作社。财政、银行要与之对接，确保国家的支持和银行的贷款能使农民直接 得益。

　　转变“轻三重二”

　　助推服务经营

　　中国各地的经济观，长期以来存在着重二产、轻三产的老习惯。由于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大、发展快，造成了经 济发展的高消耗和高污染。这固然与我们不注重节约有关系，但更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相关联。世界很多国家产业结构中第三 产业所占比重多在60%左右，美国则达70%以上。而迄今，我国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GDP总量的比重为31.8%，同 美国相比低近40个百分点。31.8%的比重实际是在1990年接近的，1990年至2003年的14年中仅增长1. 8个百分点。在我国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年代里，为什么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却总是上不来？这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思索。

　　国外，万人拥有小企业的数量为45-55家左右，而我国万人拥有小企业数仅有8.9家。国外很多国家可以允许 大量的不注册企业存在，英国、德国都有非注册企业150万-200万家，就业1000万人左右，而我国连修自行车、补 鞋等都要登记和交费，特别是在城市的整治和美化过程中大量驱赶小商贩，已使1995年以前的3000万家服务商贩下降 到2000万家，服务人员已从1995年的6000万人减少到4000万人以下。这不仅砍掉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 而且严重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去年5月，我在北京离北四环10公里的一个小区外作调查，那里一个200多米的马路边，早上摆有300个摊贩 ，有卖菜的、卖瓜的、卖衣服的、卖鞋袜的，也有卖花草的。我走进这个地方时是7点40分，当我了解完这里的摊位数量和 经营品种后，时间就进入了8点整。顿时，大家都收起摊子往外逃，有的甚至连买主的钱都不要了，一个劲地往外冲，真有点 鸡飞狗跳墙的态势。这时，我发现原来是城管的人来了。没有跑掉的不仅商品被没收了，而且连手推车、三轮车也给拉走了。 只见有人在那儿抹眼泪，原来是他们仅有的饭碗又被砸掉了。在北京，四环路外10公里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城区，当然就 更不允许服务业生存了。据我调查，全国有不少城市是和北京一样的，很多做小生意的和凭借手艺进行服务的弱势群体，大多 随城市改造，而被驱赶回家待业了。城市漂亮了，更多的人失业了。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应坚决转变“轻三重二”的惯性思维，高度重视第三产业发展，除了现代服务业，也还要重视传 统服务业的发展。因为中国大多数人的收入还很低，中国人口多，传统服务业还有巨大市场，这是就业的广阔天地，也是广大 穷人凭劳动服务创业和逐步致富的重要途径。

　　为了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要使城市加快吸纳农村人口，使农民进城安居。二要放开服务业的注册登记，可以让不 登记即可从业，可不限其经营范围和投入多少。如果登记，可以免除注册资本，可以用住宅作为登记处所。三要由银行给予支 持，向从业者发放小额贷款。四要在城市改造中，高抬贵手，给摊贩经营留出场所，创造出宽松的发展环境。五要打击乱收费 、乱罚款，改善过高收取摊位费和门槛过高的情况。

　　转变“轻社重经”

　　促进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初期，在物质条件极差、国力极其微弱、人们生活用品极度缺乏情况下，扭着经济的牛鼻子，狠抓经济发展 不动摇，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和习惯做法，使我们普遍忽略了社会发展。社会 发展的滞后，不仅抑制了经济发展，也给地区间和城乡间造成了很大的不均衡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轻社重经”的思维惯性，造成了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投入过低，即使有一些投入，也多是留在城市中，经常是“锦上 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以卫生资源的配置而言，80%集中于城市中，三甲以上的好医院90%以上集中于大城市。 从医师的分布看，每千人拥有医师数，在北京为4.21人，在上海为3.24人，而在安徽、河南、贵州、广西、江西等， 仅有1人左右。从卫生经费的投入看，城市人均卫生费为1109元，农村只有275元，农村仅相当城市的1/4。这样， 造成很多欠发达地区医疗服务设施严重落后，医疗服务水平严重低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寿命相差10岁以上。 由于公共卫生设施过分集中，又总体落后，造成了全社会的看病难和看病贵，有48%以上的人有了病不敢进医院或根本没有 能力进医院。特别值得一提的，连我们的中部地区，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带，至今还有一些卫生院，病床上连被褥都没有。作者 最近考察所见，有些卫生院全部病床都只铺有苇薄和草席，卫生院根本没有能力买被褥。

　　同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落后相似，属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其他公益性设施，也都存在着发展滞后和分布不均的严 重问题。特别是同国计民生和人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的教育事业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突出、十分严重。

　　根据考察，除了少数重点中小学校舍宽敞、楼宇考究、环境优美，有一流的语音室、电脑室、实验室、乐器室、绘画 室、图书馆和室内体育运动场地外，很多中小学校条件是很差的。有些学校，场地狭窄，房屋破旧。有的学校，学生可以寄宿 ，但二三十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睡在一个通铺上。学校虽然有食堂，也仅能为学生热热饭，年纪幼小的学生， 每星期要跑十几里路两次回家取干粮，学生吃的饼又干又硬。有些学校压根就没有寄宿和开伙条件，学生只能投亲靠友，或请 家人进城镇租房陪读。更有不少学校，没钱买电脑，没钱请老师，以致国家规定的电脑课和外语课都不能进行。

　　教育资源的配置同卫生资源配置一样，本来不充分的资源，又配置得极为不公平。特别是高等教育，一些上千万人的 地级市，至今没有一所本科大学。此外，在不少大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尚有相当多的省区，因高中设置太少，初中升 高中的比例只有40%，而在农村升高中的机会也只有18.6%，实际上有81.4%的农村学生，从15岁便被剥夺了上 大学的权利与机会。

　　其它很多同社会发展相关的工作和事业，也都存在很多问题。不少公共产品、公益设施，如体育馆、展览馆、音乐厅 和娱乐场馆等，成了一些部门的“造钱机器”，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不能为广大群众所享用。在民主政治、法制建设方面，更 是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社会寻租现象严重，腐败问题不断发生。一些执法人员，不尽职责、监守自盗。成都北站发生的 40多名警察与偷盗分子相勾结，在车站大肆进行盗窃的行为，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社会发展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

　　转变“轻创重引”

　　加速自主创新

　　技术创新是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和进步的主要依托和动力源泉。我国的技术创新工作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但同经济发展实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自主创新缺乏，知识产权不足，不仅使我国产品在世界上失去了竞争力，也造成出口产品虽不断增加，而企业效益却 普遍较低。真正效益好的高技术产品，75%是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生产的，国内企业仅占25%。创新缺乏还表现在我们很 多设备与零部件的需求大多依赖进口，我国是软件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但80%的软件靠进口；我国机电零部件市场有1万多 亿元产品，也主要靠进口来满足；生产规模大，生产产值高的汽车行业、飞机行业、船泊行业以及高速铁路等所需技术也基本 上靠进口解决。

　　我国自主创新缺乏和知识产权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脱离，形成了科研与生产 的两张皮。就拿引进装备和技术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了走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捷径，投入了巨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装 备和技术。按说，我们应该组织技术队伍，推动这些技术与装备的消化吸收，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和创新。然而我 们的科技工作，却没有利用这条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捷径，只见很多人在文献缝里找题目，在论文上搞追赶，极少有人重视消 化吸收这些先进技术和装备，更谈不上模仿和创新。韩国投入消化吸收的科技经费是引进装备技术费用的8倍，而我国投向消 化吸收的科研经费仅是引进装备技术费用的7%。

　　我国自主创新缺乏和知识产权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创新产品的国内市场问题。任何一个高端技术或产品，都离不开 在本国市场的应用中得以哺育和发展。日本、韩国和美国有很多政策是鼓励本国技术推广应用的。特别是韩国，从机场、车站 、地铁出入口到一些商店都有“身土不二”的广告牌，而且把“身土不二”印刷到商品的包装上。“身土不二”意思是生在哪 里，住在哪里，就要用哪里出产的东西。在这种“国人用国货”的民族精神推动下，韩国一些技术创新在国内得到了演练和实 践，得到了提高和完善。当初韩国生产的轿车质量较低，还难以销到国外，但是韩国的马路上跑的全是韩国轿车。韩国轿车通 过本国市场的支持和关爱，终于得到了发育和完善。今天，不仅汽车产品走到了国外，而且汽车技术也开始在国外立足，北京 的“索纳塔”就是一例。

　　而我国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不仅重复引进，连续引进，限制了自主创新产品走向国内市场，而且缺乏支持自主创新产 品推广使用的优惠政策。我在浙江横店调查到，那里有一个得邦电子公司，他们生产的节能灯泡，耗电量仅相当于白炽灯泡的 1/5。一支18W的节能灯按每天工作4小时，每年可节电120度。全国照明耗电每年为2000亿度，如全部推广这种 节能灯，一年可省电1600亿度，相当于三峡竣工后发电能力的2倍。现在这个公司每年生产2500万支节能灯，90% 以上出口美国，美国能源部专门对其进行销售补贴，为美国节约能源做出了贡献。而在我国，则因价格偏高，得不到扶植政策 和补贴，所以在中国没有市场。

　　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转变“轻创重引”，力促自主创新。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引进技术装备的消化吸收和模仿， 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和开拓自主创新产品的国内市场。除了制定政策，加大投入外，需鼓励政府、企业和国民更多采购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不妨学一学韩国的“身土不二”，强化一下民族精神。如果13亿人都有了这种“国人用国货”的 意识，我国的技术创新就一定会有大的推进！

　　转变“轻面重点”

　　扩大城市带动

　　在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自身工业化水平和国际城市化水平情况下，一定要高度重视城市化的推进。要转变“轻面重 点”的思维模式，狠抓量大面广的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发展。要把城镇的合理发展、健康发展和加快发展摆到突出位置，既要搞 好城镇发展的规划和布局，又要搞好交通和项目相衔接。

　　首先，城市化的规划，一定要多一些首领城市建设和城市群的大发展。很多地区的发展，是靠这个地区的首领城市带 动的。珠江三角洲发展是香港、广州带起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是上海和苏杭带起的，渤海湾的发展是北京、天津带起的。中 国有13亿人口，是美国的7倍，是日本的10倍，加上国土辽阔，我们的经济发展不能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讲那样，仅靠珠三 角、长三角和渤海湾三个点的带动就够了。中国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大力降低农业人口，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就必须高度 重视各区域首领城市的打造和与此相关联的城市群发展。应在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之外，以区域人口总量大的地方为重点 ，并视水资源的许可情况，重点推进郑州、武汉、成都、济南、沈阳、长沙、西安、合肥、昆明、太原、兰州等首领城市建设 ，加速发展以武汉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郑州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西安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沈阳为首领城市的城市 群，以成都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长沙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济南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等。实践将证明，这样做不仅符合 中国实际，也是十分必需的。

　　其次，要高度重视中国县城的建设和发展。据统计，我国从农村分离出的1.7亿劳动力，有1.1亿分布在县城为 主的城镇中，因此，城市化的重点将历史地落在县城上。为了推动农村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一定要狠抓县城的建设和规 划，要加大对县城的投入，并通过土地价格、工资水平以及税收标准等的调控，吸引一些产业向县城转移，吸引各方面的资金 向县城投入。国家需加大县城的公共资源配置，对建制仍为镇的县城，应尽可能按县级市给予待遇，以加快县城发展。

　　第三，要尽可能降低农民入城留住和落户的门槛和条件。我们现在真正有城市户籍的人口，按2000年国家统计报 告仅有2亿人，按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拥有总人口为11.03亿的269个主要城市中，市区非农人口仅有1. 77亿人，地区非农人口3.08亿人。我们虽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40%，可是真正有户籍和能享受市民待遇 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3%左右。如果城市化不能解决户籍问题，入城农民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城市型的消费总量就上不去， 分流农民的目的就达不到。为改变城市化的尴尬，“十一五”规划，一定要把农民落户城市的门槛降下来，解决好户籍问题和 入城农民的各种待遇问题，以保证城市化的顺利推进。

　　第四，国家资源的配置要公平合理。一是工业布局，应该给欠发达地区多一些发展机会，例如汽车工业几乎都放在沿 海城市，包括北京这样的地方，交通拥挤、水资源十分匮乏，已经有了两个汽车厂，还要再建奔驰车厂。类似这种情况，应有 所控制和调整。必要时，对京沪的汽车厂可向中、西部搬迁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其他带动性大的产业，也应给欠发达地区 多一些。另外，由国家财政或政府权利维持的很多学校、机关、出版机构和媒体等，可否根据新的发展形势，进行必要的分散 和重新配置。例如北京有150多所大学，基本上是国家拿钱兴办的，在我们很多管辖近千万人口的地市尚没有本科大学的情 况下，应研究进行必要的搬迁和转移，支持欠发达地区的进步和发展。在德国，不要说大学是分散在各个城市中，就连重要媒 体和一些国家机构也都分散在东、西、南、北、中的不同城市和地方。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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