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大包干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举行，简朴而隆重。这一仪式标志着大包干事件已经具化成
一座建筑，好让后来者从当年小岗村“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中汲取改革的勇气与智慧。
仪式结束后，我对现任小岗村村长严宏昌进行了简短的采访，提出了一个与庆典气氛并不和谐的问题：大包干为什么
没能给小岗带来真正的富裕？严宏昌的回答也很直白，他
说，原因是方方面面的，但没有将工业搞起来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显然，这是一种常识性的回答，也只是解释了小岗村未能富裕起来的直接原因。而大包干发起人之一严俊昌的一句慨
叹———“大包干是治穷灵丹而不是致富宝典”，在笔者看来，才是对这一疑问的深层次诠释。
讲大包干是治穷灵丹，无需多剖析，20多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土地的包干到户骤然释放了农民积压多年的温
饱冲动，包括小岗村在内的中国农民短时间内迅速实现了丰衣足食的愿望。从这一点上看，大包干确实无愧于彪炳史书，一方
面，联产承包的做法对于解决当时中国九亿农民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其所折射出的改革精神
和探索勇气，对于中国启动全面改革和推进社会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这种精神和勇气仍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讲大包干不是致富宝典，就需要将眼光放得更宏观，至少不能仅就小岗村来说事。小岗村没有因为是大包干的发源地
而迅速致富成为中国村级经济的排头兵，最根本原因还不能归结于小岗村本身。换句话说，即便是小岗村抓住了多种机遇，现
在已然是中国的首富村，也不足以说明大包干是中国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宝典。因为，从整个大局来看，大包干制度本身无法化
解中国“三农”难题，也无力全面推动中国农民走上小康之路。首先，大包干无法解决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虽然实行了
土地包干到户，但每户区区数亩的耕地，无论如何精耕细作也只能勉强糊口，相对过剩的数亿农村劳动力出路何在？这一难题
显然在大包干创新的路径中寻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其次，大包干无法改变工农“剪刀差”给农民造成利益受损的格局。据国家
统计局测算，仅自1990年到1998年，因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就拿走了农民总价值12000亿元以上纯收入
。大包干所释放的能量在“剪刀差”的黑洞中消失得悄无声息。本已脆弱的农业焉能支撑起九亿农民奔小康的重任？三是大包
干无法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加入WTO，建立在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基础之上的中国农业与别国的“团队农业
”相抗争，胜算到底能有几成，实在是令人心中无底。而这三大难题正是制约中国“三农”走出困境的主要因素，并且答案都
必须在大包干之外去求解，也必须在“三农”之外求解。
任何一项制度创新都是基于特定的现实条件，相对于寻求中国“三农”出路的重大使命而言，大包干只是一个历史阶
段的战术，而不是一个贯穿全局的战略。因此，小岗村没有迅速致富，不仅仅是小岗村的缺憾，也是中国“三农”政策的缺憾
。只是小岗村在享有盛名的同时也背负着厚重的期望，期望与现实的反差导致小岗村面临着公众评判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
严俊昌曾不无愧疚地说：“对小岗村的现状我感到有愧，这一生是还不清的。”说实话，让一个农民承担这种历史与政策交错
累积的愧疚，确实令人心存不安。
虽然，从制度上说，大包干不是致富宝典，但大包干精神永不过时，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小岗村的富裕之路，仍
然需要用大包干精神去开创。现在，小岗村正逐步摒弃一家一户式的生产经营方式，走农业生产集约化道路，大力推行规模经
营。可以肯定地说，小岗村无论如何探索，只要是能够寻找出切实的致富路径，都是大包干精神的继承与延续。因为，制度是
人建立的，适时者存，不适时者变，改革创新、敢闯敢干才是大包干精神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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