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涛
最近，北方一所大学以保证校内安全为理由，在学校大门口挂出标牌，上面写着“民工禁止入内，违者罚款”。此举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认为：“当前学校内治安情况混乱，而且面临暑假，为了确保学校内的秩序，这一做法无可厚非。”；还有人主张，学校内时常出现女学生受到性骚扰的事件，经有关部门调查，犯罪嫌疑人多数为外来民工，学校是教学
场所，不是民工随意进出的地方，因此，对此举持赞成态度。也有人认为，大部分学校是国家的公益事业单位，民工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员，禁止民工入内，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因此，对此举持反对态度。
姑且不论农民工能不能走进大学校园，单是一个“违者罚款”就已经暴露出了学校当局的心态。罚款是一种行政处罚，除了官方指定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外，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行使的公权力手段。而今，只要和公权力靠上一点边，就敢去罚别人，似乎罚款无需得到任何批准与授权。这种到处存在的乱罚款现象，正是公权力被泛化的结果。大概那所学校是“公立”的，于是校内的大大小小，就将自己看作是“官儿”的化身，所以才能够理直气壮地作出罚款的决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城市化的现象得到普遍发展，在城市化的建设中，大批农民涌进城市参与城市建设，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历程。这些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建设者，被冠以了一个新的称谓———农民工。农民工们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血汗，并且逐渐成为当代城市建设中的主力军，甚至在加工业、运输业、采矿业、服务业等诸多重体力劳动领域里，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我们放眼四顾，在今天的城市里，从事那些最繁重、最危险、最脏、最苦、最累的行业的从业者，几乎无一不是来自农村的民工。
由于历史上存在的城乡差别，使很多农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加之目前日趋加大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使农民工处在经济地位低下的恶劣环境中。一方面是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一方面是继续滞后的农村经济，在二元经济的社会环境里，不同经济地位中的人，必然地被划归成不同的阶层。但是农民工是伟大的劳动者，没有他们的离乡背井，没有他们的抛妻别子，难以想象我们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农民工进城务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不仅加快了城市建设的速度，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也可以改善农村经济的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我国大约有7000万以上的农民工奔赴各地打工，按每月每人平均500元收入计算，每人年收入为6000元，则全国民工的总收入当在数千亿元以上。另据调查，我国浙江南部、四川省及安徽省的部分地区，农民工汇寄回去的收入，已占当地经济收入的40%以上。由于农民工属于低薪酬阶层，他们为整个社会所创造的价值显然远远高于他们的收入。农民工进城不是简单的功大于过，而是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有人会说，因为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偏低，流动性强，不便管理，因此成为今日城市中刑事犯罪的高发人群。这一说法只看到一种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城市公共管理需要付出的应有成本，似乎有些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目的就值得怀疑。古人说“橘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对于少数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农民工进城后缺少必要的组织，对他们面临的困难也缺少相应的救济手段。我国的工会组织应当是保障所有工人权益的组织，其中也应当包含来自于农村的工人，为民工提供救济保障。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其中就包括提供给农民工的平等。向他们提供信息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让他们在付出劳动的同时享受自身应有的权利。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民工却是采取了雁过拔毛式的管理方法，趁他们冬去春来之际，火车、公路纷纷涨价，即便是在平时，对他们也往往采取罚款的手段。
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生活在今天城市中的居民，前身绝大部分就是原来在农村种田的农民。回顾一下我们的四周，我的父亲母亲，他的爷爷奶奶，你的叔叔大爷，最初不也都是农民？学校也好，小区也好，安全管理自然十分重要，但把不安全的因素归到农民工的身上，这不但不能带来安全，而且是对农民工的侮辱，对农民工人格权利的践踏。
记得小时候，将工厂里的工人称作“工人叔叔”，将乡下的农民称作“农民伯伯”，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同样神圣。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农民伯伯们竟然受到歧视，“神州一夜添风雨，伯伯如今作贱民。”农民工是我们的兄弟，不久前，南方某地发生工程事故，十几名民工被压在坍塌的建筑物下面，当地市民、医生、消防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奋勇抢救的场面，令人感动不已。农民工为城市付出了无数的血汗和艰辛，我们应当回报给他们的是平等与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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