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岁的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先生逝世，在过去一周几乎引起整个经济学界集体哀思。相对于传统媒体受版面或播出时限，网站上的缅怀内容则显得更加丰富而多元，除了经济学者，普通网民也积极表达哀思，那些感人至深的怀念文字，想必可以让薛先生含笑九泉了。
客观地看，如今多数公众对这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恐怕知之甚少，
即使在经济学界，也不是所有人都详细了解薛暮桥的学术思想，甚至对他的经济学理论也未必完全信服。由此我宁愿相信，各方面对薛暮桥执着追求理想信念、基于实践严谨治学的尊敬，也许远甚于他所秉持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内容。虽然后者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程上充满开创性，比如，他在封闭而艰难的环境下，靠自己的感悟力和深刻洞见，触及了货币主义大师弗理德曼后来发现的一些经济规律。
细观薛暮桥一生，他的确非常注重从实践中来并为实践服务。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评价的那样，“他对经济现象的洞察力不是靠寻章摘句，而是靠脚板踏过中国的土地”。他自己曾总结说：“一个经济学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既不可能产生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也不可能产生于忙忙碌碌而毫无思考的实际工作，而只能产生于扎实理论同艰苦实践之间的结合。”这对当今某些洋洋得意于做“空中飞人”、“论坛名角”的经济学家群体，恐怕最是对症下药。
薛暮桥以自身实际行动让人们相信，经济学的确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可以造福国家、社会与公众的。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薛暮桥却“相信商品、相信市场”。这既需要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更需要罕见的政治勇气，他既因此获罪入狱，也因此声名日隆。对此他女儿的回忆颇有意味：上世纪30年代薛暮桥在上海生活过，那时上海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他深知那是有效的；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亲身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数挫折让他很无奈地承认，那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说比他小一辈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效率可能从理论上推导出来，薛暮桥则是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
在经历20多年改革开放后，今天中国经济学界的自由、多元、纷乱与浮躁，显然都大大赶超薛暮桥工作的时代，“经济学的时装已经比过去华丽得多”，但当今中国最活跃的一些青年经济学家还是坦承：“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仍然远远不如薛老这一代经济学家”。这样带有反思性的话语，对于时下不少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具有当头棒喝的意味。
对理念信念的执着，薛暮桥完全堪称后来者的典范，而他勇于反思的精神则更令人感叹。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但也最早开始主动对这种僵化体制进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比如怎样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怎样以公有制为基础并让多种所有制共存、怎样在保留按劳分配的同时改革社会分配制度、以及怎样让所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等，任何一点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
薛暮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无疑是罕见的，他的逝世引发中国经济学界集体性哀思，因此就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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