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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一个充满“另类”色彩的贪官，因犯受贿罪，日前被当地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
余斌之所以“另类”，在于其受贿款的绝大部分——15．47万元都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地用于扶贫帮困等公务活动；此外，他还曾是一个铁腕纪委书记，“不贪钱财，不占小便宜”，“一个非常坦诚、直率、讲原则的人，不怕得罪领导”——则是其昔日同事对他的普遍评价（见本报今日25、26版）。
贪污受贿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不能因其受贿款的去向而区别对待。但是，对于余斌把受贿款用来扶贫的这一案件而言，似乎并不能如此直截了当地让法律的归法律，扶贫的归扶贫——我们需要一个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起案件。在我看来，“贿款扶贫”事件争议的焦点莫过于这么几个：作为副市长的余斌在受贿事实成立的情况下，被判缓刑的量刑是否合适？受贿款用来帮困济贫是否能够成为重罪轻判的理由？到底是否应该把余斌的扶贫和受贿事实联系起来？也许对于这些焦点或者问题，只有法律专家的观点才更具有说服力，更能让人信服。但是，常言道：公道自在人心，也许这便是余斌一案在互联网上引发巨大争议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出于这种肤浅的认识，我终于忍不住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某些看法。正如前文所说，我并不赞成将余斌一案法律的归法律，扶贫的归扶贫。因为，在余斌案件的整个环节当中，我们似乎并不能真正清楚地分清，除了余斌的受贿事实之外，哪些应该归类为法律、哪些应该归类于扶贫的道德层面？新闻中提到，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曾以教育局或市政府名义，将收受钱财中的15．47万元用于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而这些实际问题无非是乡干部工资、农民修渠资金等再正常不过的公务事。可是，正是这些普通的公务事，竟然都要靠副市长的贿款来解决，尽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地的贫困，却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让我们见识了另类副市长的另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余斌良心发现、试图赎罪也好，说其另类有个性也罢，他的扶贫举动确实让我们看到了那股向善的力量，这是以往那些贪污受贿官员所不具备的。而对于受其福荫的民众而言，可能余斌的善举在不经意间成了他们的及时雨，解决了他们几年都可能解决不了的现实问题。在如此复杂的扶贫事实面前，我们又该如何来区分哪些应属于法律，哪些应属于道德或者扶贫呢？当然，我无意借此来为余斌开脱罪责，作为一个对法律有所了解的普通公众，我十分清楚，只要余斌的受贿事实成立，不管他的贿款用于何种用途，都没有人能够为他洗刷罪责。但在这里，我觉得应该对余斌这位另类的悲情“贪官”保持起码的尊重，因为这样离奇的案件本身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作者：刘利军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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