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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一个充满“另类”色彩的贪官，因犯受贿罪，日前被当地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
余斌之所以“另类”，在于其受贿款的绝大部分——15．47万元都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地用于扶贫帮困等公务活动；此外，他还曾是一个铁腕纪委书记，“不贪钱财，不占小便宜”，“一个非常坦诚、直率、讲原则的人，不怕得罪领导”——则是其昔日同事对他的普遍评价（见本报今日25、26版）。
这起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余斌受贿事实清楚，理当“领刑”。真正的争议焦点在于：余斌的“贿款公用”行为，是否可以免除法律责任？换言之，一个具有较高道德评价的人，是否可以超脱于法律之外呢？为此，余斌及其同情者进行了“悲情解读”，以求为之进行“无罪”辩护。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悲情解读”的背后，却是一个荒诞的逻辑。透过余斌及其同情者的“悲情解读”，余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形象：“铁腕纪委书记”、“不贪钱财，不占小便宜的干部”、“非常坦诚、直率的人”、“讲原则的人”。余斌收受的部分贿款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烟酒用于公务接待，也统统被解读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至于，有人最终发出质问：“余斌何罪之有？”这种逻辑的根源在于对“法治”认识上的肤浅，误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歧途。法治的要义之一，在于法律的普适性和稳定性：既不能因余斌一人而设，也不能因余斌一人而废。与此同时，法治的理想结果是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这就要求余斌们即便为了实现“善”的目的，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采取“恶”的手段。试问：假如通过修订法律把余斌放大到所有的官员，允许他们通过“余斌式受贿”进行公共财政管理，那么，在信息不对称的刚性制约下，我们将如何监管众多官员的私下行为呢？我们如何保证应当“公用”的“贿款”不被挪作“私用”呢？更甚而言之，按照“余斌式受贿”的逻辑，小偷用偷来的财物进行“扶贫帮困”，可以称其为“义偷”；强盗用抢来的财物进行“社会赞助”，也可称其为“侠盗”……一言以蔽之，只要持有“善”的目的，人人都可以置法律于不顾，按照个人意志随意行动，并且得到社会认可就能够超脱于法律。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掉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泥沼吗？我们还要法律、政府干什么呢？由此，“悲情解读”背后的荒诞逻辑，其危害可见一斑。事实上，从“人治”走向“法治”，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在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变革的历史过程中，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以法律为“本”，而不能以道德评价、个人意志等为“本”，更决不能允许任何人超脱于法律之外。否则，我们免不了陷入上述“悲情解读”的荒诞逻辑。这种法治观念上的“开历史的倒车”，尤为值得我们反省和警惕。
作者：宣华华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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