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晨报：法律尚且不遵　“高尚”何以为基？

　　赃款济贫———这一跌天下人眼镜的“反腐怪胎”一经报道，立刻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翻看网友留言，不少人对余斌表示出了同情和宽容，但相当一部分人只是借这种怪胎发泄对腐败的不满，也有人以法官的逻辑对此事作出了评价：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违法了就要法办———笔者基本上认同这种法治基调。

　　不过，笔者认为，作为公正旁观者的公民，我们在谈论一个“复杂的事件”时，以法官的逻辑思考和做出结论还不够，因为法条是工具式和刚性的，所以公民在认识这个问题时，有必要以超越法条的理性精神把握问题的实质：为何余斌受贿济贫之举不能被宽容？为何法律规则不能屈从于其他社会规范？

　　首先，法律只关注于人的行为本身是否遵循着规则，因为法律远离具体的内容和特定的所指，而适用于所有的情境；而动机、人性、道德却因为强烈地依附于“目的”上而有时显得很不可靠，因为一个人的“目的”常常是很难判断的。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余斌“赃款济贫”之举，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事实中，“受贿”这种行为是确认了的，是可以定论的。说是济贫，谁敢肯定余受贿就是“为了”济贫？可能济贫只是受贿开始的掩饰，或害怕败露留的一个后路，甚至只是“暂时地转移支付，待日后再从公款里把钱扣回来”？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律的正义优先于其他规范的正义。所以强调法律正义的优先，不是因为它是我们最高的道德目标，而是说，它所包含的是最起码、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死攸关的规范标准。相比于道德或习俗，法律对人的要求通常是一些最底线的东西，比如不准杀人，不准偷盗等等。如果底线都坍塌了，其他规范能有什么价值？优先性正在于此。

　　从这个角度衡量余斌之举，法律规定官员不许受贿，这对于社会正常运行是非常底线的要求，如果这个防线被突破了，官德则会彻底坍塌，社会秩序会大乱———不错，济贫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可如今连底线的伦理都不遵守的，高尚以何为基？济贫救济的是几个人，而如果纵容受贿的话，坏的是社会之基。

　　对一个社会来说，维护法律规则的权威乃是最大的公益，因为法律是最平等地有益于每一个人的。济贫能大得过这种公益吗？所以，超越于具体的法条，从一个公民基本的理性看，余斌受贿济贫之举是不应被宽容的，公共契约不能被“私德”所扭曲。文/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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