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认定腐败的心理标准不能游离法律之外

　　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收受贿赂22.5万元，其中有15.47万元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网络上，对于“受贿扶贫”认同与同情的声音占据了主流，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心理认定标准，已经开始游离于法律之外。

　　8月2日《重庆晨报》报道，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在担任湖南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赂22.5万元，其中有15.47万元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

，2004年12月23日，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

　　这一判决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网络上评论如潮，对于“受贿扶贫”的认同与理解的声音占据了网络舆论的主流。不少人认为余斌虽然触犯党纪国法，但“受贿扶贫”的行为，表明他依然是一位心中装有百姓的好官，其情可勉、其罪可恕。

　　显然，余斌以及相当多的群众都是“受贿扶贫”这一另类行为的认同者。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认可标准，已经游离于法律之外。

　　党纪国法以正式规则的形式为腐败行为设置了认定底线，底线以下的行为需要追究法纪责任。然而，在人们的内心，似乎存在着另一条底线———对某些党纪国法认定的腐败行为和现象，可以某些特定的理由原谅之，比如把赃款用来扶贫等。

　　这等于说，人们内心对腐败的认定标准，已经下沉到了党纪国法设定的底线以下。

　　余斌案可谓一叶知秋。首先，这名曾经的“铁腕纪委书记”对于腐败行为的心理认定底线跌破了党纪国法线。虽然党纪国法认定受贿从不考虑贿款的流向用途，余斌却认为“只要自己不占有这笔钱，用这钱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矛盾，并不构成原则性的问题”。显然，他的心理底线是：只要最终结果有利于公务民生，腐败就可以原谅。

　　同时，一些人似乎已经学会了“区别对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再是痛恨一切腐败行为。从许多人对余斌“受贿扶贫”的同情和认同中，那条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对腐败的认定标准一目了然：官员可以腐败，但一是不能贪得太多，二是不能贪了之后还祸害百姓。而余斌“受贿扶贫”，一是贪污数额不“大”，二是他用贿款做了些扶危济困的事，这恰好是这个标准可以原谅的———跟某些贪官的恶行相比，人们自然对余斌恨不起来。

　　这种心理一旦扩大成民情，对社会的健康发展破坏性是非常大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其根源在于局部政治生态的恶化：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淘汰清官的“逆向选择”机制造就了病态官场文化，洁身自好的官员不但难以晋升、反倒举步维艰、事事难成，最后只能选择同流合污；二是监督乏力，惩防腐败效果不彰，腐败官员得不到有力的惩处，百姓信心逐渐淡然，只得不断“调整心态”。结果，“受贿扶贫”俨然成了善行。

　　优化制度，从源头上优化政治生态，大众对腐败的认定标准才能最终和法律的标准统一起来。

　　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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