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伟林
众所周知，中央实行宏观调控之效果已经显现。不过人们还是担心，宏观调控会不会忽冷忽热，经济增长会不会如坐过山车忽高忽低？为何心存疑虑？说到底还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我们可以透过大环境的变化来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走的是一条旧式的工业化道路(即苏联提出的工业化模式)，结果导致了几十年的短缺经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终于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增长方式更是受到来自内外两股力量的挑战和制约。一方面，长期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缺地、缺电、缺水、缺油成为普遍现象，原材料因短缺而急速涨价，甚至在我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背景下居然出现了“民工荒”。这表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已经改变，支撑粗放型增长的许多要素要么已不廉价、要么是得不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非常高，资源相当部分依赖进口，产品也大量销往国外，遭遇到发达国家运用种种非关税壁垒手段尤其是严厉的“反倾销”惩罚。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国际市场应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两招(反倾销和反侵权)还将愈演愈烈。
只要看看几个数字，我们就会明白传统增长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2003年我国消耗各类国内和进口资源约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占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这样的增长能够持续吗？中国似乎比国外迟缓了几十年，现在才里里外外真实而强烈地感悟到当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警示的震撼力。
反思经济增长方式，难免不问及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何在？“李约瑟之谜”可以看作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视角。其疑问为：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林毅夫认为前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技术发明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数技术发明源于工匠和农民的经验，科学发现是由少数天才人物在观察自然时偶然获得的，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占有优势；后者即现代技术发明则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的方法而得到的。由于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能诱导知识分子投资于从事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以致未能发生科学革命，技术发明只能停留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而欧洲通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技术发明的模式也就转移到依靠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上来了。这只要比较一下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境遇就十分明了了。我们必须承认，当下中医确实没有超越老祖宗达到过的水准，但西医凭借其实验科学的手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回答和解决好内部体制、增长方式和外部环境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这三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上海乃我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在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应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有所作为，做好表率。
首先，树立科学发展观，其本质和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争取达到社会各种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获得帕累托最优状态。真正的社会进步，总是把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福利水平联系在一起，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单是经济本身的总量扩展(表现为GDP增长)，而且也是个人幸福的总量扩展。其次，培养企业家精神。城市的嬗变，锻造有活力的增长方式，需要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发现市场机会并借助熊彼特式创新行为来盈利的能力。上海要利用各种措施来营造一种催生有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家的商业孵化氛围，重点是鼓励民营企业家成长。这需要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自己的草根民营企业发展很艰难，想要培植自主创新能力进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不牢靠的。第三，做好产业定位。其中深层次的问题不外乎：上海是立足于国际性大都市还是一个行政区？如果立足于后者，由于就业、税收和地区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的客观存在，仍然离不开传统增长方式的窠臼。如果是前者，上海就会有一种全局的思维方式和合作精神，从区域进而全球一体化的立场来配置资源。最后，营造城市的适宜性。城市的自然环境、文化和公共品也是决定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上海经过多年的旧城改造、新区及郊区外延扩张，开始转向内涵发展，注重品质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括就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和谐等全面进步。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这所城市里要成为每个市民的愿景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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