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知识分子何以如此劳累？

　　作者：刘培锦

　　何勇，这位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与世长辞，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东方早报》8月9日)。像何勇这样“过劳死”的知识分子绝不在少数，上海市社科院年初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

这比1964年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

　　知识分子何以如此劳累呢？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和重用。实验室和科研条件在改善，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高端人才在各地都备受欢迎。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知识分子都已处于社会的中上层了。按说，知识分子应该可以舒适地生活，惬意地工作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重视、重用知识分子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负，这个重负来自于有形的压力和无形的压力，就像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山。

　　无形的压力来自社会的成见。知识分子作为在整个社会中有远见、有头脑的阶层，自然被社会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中，他们也被要求比普通人更有见识，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准等等。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不是被要求遵守社会规则的底线，而是要达到一种上线，近乎“完人”的地步，否则的话，他就被视为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为社会所不容。

　　有形的压力来自于知识分子服务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它们在为知识分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的同时，为知识分子加上了职称、论文、专著等苛刻甚至有点僵化的硬性规定，这些规定多半是数量上的要求，时间上的限定，而忽视质量上的约束。

　　除了外部重负之外，知识分子还有来自内部的动力。从古至今，我国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一股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使命感驱使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计得失，比如我们熟悉的华罗庚和邓稼先。虽说在当下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涤荡了国人的思想，知识分子的追求也开始多元化，然而多数知识分子仍然能够秉持自身的使命感和良知。

　　或许单独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都不足以使知识分子过度透支生命，然而当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生存和使命就会让知识分子忘我工作，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把生命从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知识分子放弃其使命感，放弃其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所以应该从外部给知识分子解压，让知识分子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能够轻松自如———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工作，而不要过早地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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