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客观理性地再看“郎顾之争”

　　作者：顾肃

　　2004年下半年曾经轰动一时的“郎顾之争”，近期又有了续闻。争执一方的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被刑拘，有媒体认为这给此前的“倒顾”与“挺顾”之争下了一个阶段性结论。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和客观，也有泛政治化之嫌，应该对事情本身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后再下结论。现在倒是一个冷静回顾这场争议的好时机。

　　事情的起因是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一篇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出顾雏军在并购科龙、美菱等企业时，采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等7种手段，以9亿元的付出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企业，并引出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命题。一周后，顾雏军委托香港律师行向香港高等法院递送了起诉状，以他个人的名义正式起诉郎咸平对其进行的“诽谤”。

　　就这一情节而言，我觉得，作为企业家的顾雏军至少是不懂得学术研究与“诽谤”之间的界限。郎咸平的说法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也不排斥其哗众取宠之部分动机。但是，他的言论基本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与恶意诽谤区别甚大。顾以拥有大企业的“财大气粗”而对议论自己的学者诉诸司法程序，这至少不是开明企业家应当具有的态度。而且，这样的官司是打不赢的，我想，身在有着长期市场经济和法制传统的香港的顾雏军，应当知道言论自由包括学术自由的基本公民权利。其实，明智的态度应当是摆事实、讲道理，正面论理，以充分的数据说明自己并没有以9亿元鲸吞136亿元总值的企业。然而，顾并没有认真地这样做。

　　情节二：2005年4月29日，科龙电器年报报出6000万元巨亏。10天后，公司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8月2日，科龙正式发布公告，证实传闻：顾雏军等5名公司高管已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于是，舆论似乎一边倒，以为今天顾既然被拘留，那他就错定了，因而郎咸平是正确的。甚至有人认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制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说，这是因噎废食，把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而使顾雏军被刑事拘留，并不能得出国有企业改制都错的结论，也不能就此证明郎咸平的说法全都能够成立。还是需要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地分析各个方面的问题，一件件地判断落实。

　　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似乎也犯了泛政治化的毛病，缺少客观理性的分析。另外，去年下半年面对郎咸平“炮轰”顾雏军、张瑞敏及李东生的情况，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曾表示：“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2004年10月21日，一群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出面支持顾雏军，在北京华侨大厦举行了一场名为“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研讨会。会议的核心文件认为，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是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完全一致的，如果顾雏军是对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就是对的，反之亦然。

　　然而，这种“捆绑策略”并不明智。不能把顾雏军与中国企业改革的命运完全捆在一起，前者是一个人和一种特殊的策略，后者是一个整体的改革战略，其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可以允许各种试验。但必须明确一个总的方向，即国有企业的改制“是死还是活”的根本性问题。今天的一些媒体从顾被拘留而论及企业改革战略之失败，显然是以偏概全。

　　非常遗憾，我们一些人在基本学术研究和经济战略上的“以人划线”和泛政治化还相当普遍。一段时期以来，主流经济学成了企业家的代言人，而郎咸平则成了所谓民意和舆论的象征。于是两极对立相当明显。假如郎咸平也有以偏概全之嫌，甚至还有基本否定企业改制的立意，则这种两极对立尤其危险。为什么不能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一件件地分析落实呢？

　　我认为，企业改制仍然需要进行下去，不该停滞不前。但其方式需要检讨，如果存在手段上的不公正，或者巧取豪夺国有资产，或者违反证券法等任何一种法规，则都需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无论他是大企业家还是小股东。国有企业停留在老的所有制和经营模式下不进行改革，同样没有出路，甚至还会拖跨我们的关键性行业。而对郎咸平所引导的所谓舆论，显然也需要注意其中包含的非理性、情绪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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