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60周年纪念之际，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考虑发表一份声明，就日本在过去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和对朝鲜半岛的侵略进行道歉。
“道歉”，对小泉先生来说已不新鲜。今年4月在印尼举行的亚非峰会上，小泉就向亚洲国家表示过“歉意”；早在2001年，小泉到中国访问参观卢沟桥时，也“对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此外，他还不止一次地向韩国人、荷兰人
表示过“歉意”。然而，一次次“衷心的道歉”却总浇不灭他参拜靖国神社的热情。
“道歉”，已成为小泉得心应手的政治表演。是否“道歉”，什么时候“道歉”，“道歉”到什么程度，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当前联邦德国总统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下“扑通”跪下的那一刻，他有过什么“考虑”！那是对无数生命无辜惨遭屠戮的深深痛惜，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面对残暴一瞬间感到的心灵震撼，是没有任何功利掺杂其中的。而小泉斤斤计较的“道歉”，所盘算的仍然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受难者及其亲人的痛苦。
其实，以“道歉”这样的字眼指涉日军给亚洲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本身就是对受侵害者的一种轻薄甚至侮辱。什么是道歉？道歉就是认个错，道歉者的姿态仍然是矜持的，彬彬有礼地一鞠躬或点点头，扬长而去。至于你接不接受他的道歉，他其实并不在乎。所以道歉只是单方面做出的一种姿态，难以看出心底的诚意。
刚去世不久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对日本从来没有向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请求过宽恕，仅仅是“表示道歉”之类的文字游戏，曾深感忧虑和疑惑。他认为，对德国、日本这样在二战中给世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国家来说，“道歉”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当是“请求宽恕”。“请求宽恕”，就是承认自己给别人造成了深重伤害，而且永远都无法弥补，宽恕的主动权在对方，自己永远都处于诚惶诚恐的负罪感和等待之中。“道歉”是平等的，“请求宽恕”则意味着因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而在人格尊严上低对方一等。与德国对二战中纳粹暴行的彻底否定和一次次令世界感动的悔罪行动相比，德里达深感疑惑：难道日本文化中不存在宽恕？他认为，没有宽恕的文化是功利的，实用的，因而也是可怕的。
德里达的忧虑也正是今天很多曾遭受日军侵害国家人民的忧虑。据统计，从战败至今，日本政要至少已经公开做过十四次“道歉”，却从来没有过“谢罪”、“忏悔”或“请求宽恕”。一边是轻描淡写程式化的“道歉”，一边是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课本……同时，“道歉”的功利性越来越明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年4月小泉在亚非峰会上的“道歉”，不过是为“入常”减负，同时给亚洲国家一个信号———以后别再以侵略战争为由“要挟”日本了！“道歉”的背后，依然是极为蛮横自负的强权姿态。
从千千万万人惨遭荼毒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日本还在为是否发表一个“道歉”颇费周折和思量，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愤慨不已。我想，无论是地下尚未瞑目的死者还是伤口仍在不断隐痛的生者，此时都想对小泉说：我们需要的不是道歉，而是谢罪和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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