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如何使行政权力对民众保持谦卑

　　新华社昨日报道，《行政许可法》实施已一年有余，安徽省人大前不久专门组织了对这项法律的执法检查，结果发现诸多新“怪”现象：各地方政府设立的政务中心，实际上是文件“收发室”，民众办事反而多了一道手续；各部门设立的的行政许可相互矛盾，无法衔接，民众无所适从；部门审批乱收费由明变暗，民众敢怒不敢言；等。

　　《行政许可法》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可指望单靠一部

法律就能约束权力并不现实。很少会有政府部门愿意主动放弃权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待权力和民众的心态，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转变。尤其是，假如行政制度漏洞较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较容易滥用权力为个人谋取好处，则权力更具有巨大诱惑力。

　　因此，一种权力只能用外部的权力和权利来约束。

　　规范行政行为，使行政行为令民众满意，也只能借助这两种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权力之间的制衡，也即在人大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建立起权力之间互相制约、监督的机制。比如，一旦不同部门的规章发生冲突，上级行政部门或者人大就应当承担起责任，将之化解。

　　当然，人大所能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人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关，理应代表民众的利益，运用法律赋予的预算及其他监督程序，控制和约束行政机关的权力。但遗憾的是，对于下级行政机关的不当行政行为和规章，有的地方上级行政机关很少干涉。而人大及其常委会目前也没有完全承担起法律赋予的权能。这样，由于没有其他权力为自己设定界线，有的行政部门在自己的领地上，似乎就享有相当广泛而任意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自身的权利意识就至关重要。

　　这也就是约束行政机关、规范行政许可行为的第二个机制，即以权利来约束、监督权力。舆论监督是有效的途径，但更为重要的途径是，民众通过司法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借助法院的力量来约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不过，目前，在人事、财政等方面，法院在某些地方已行政化、地方化。因此，假如民众将行政机关诉至法院，法院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从而，在一些时候，民众受到侵害的权利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救济，反之，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就不断被放纵，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就很难养成尊重民众权利的习惯心态。

　　因此，权利要能约束权力，就需要以司法权力来约束行政权力。这是规范行政行为的根本入手之处。当然，透明性本身也是一种约束性力量。而目前行政许可的程序、标准及时限，都比较模糊。

　　原因在于，这些事项通常是行政机关自己确定，而明文规定越模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一旦遭到民众质疑和监督，行政人员又可以轻易推卸责任。一个可以考虑的改进之策是，对于行政不许可的项目、许可程序、审批标准及办理时间限制，由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毕竟，如果这些事项让行政机关自行确定，它容易会让其对自己有利。

　　行政权力是一种最容易膨胀、最容易被拥有权力者滥用、但又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权力，行政许可则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基本形式。因而，《行政许可法》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新“怪”现象，所反映的是值得审视的现实：人大、司法等方面的权力，还缺乏强有力地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只有通过强化人大及司法力量，方可使行政权力在面对民众时知道保持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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