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景 任大刚
近日，葛剑雄教授发表了《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一文，文中提出，季先生不应当被称为“国学”大师，理由是他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主要在梵文和中亚古语文等方面。笔者对葛教授的观点有不同看法。
“国学”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通常所称的“国学”，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学问。狭义的“国学”研究主要指传统儒学、四书五经等。在胡适的眼中，“国学”却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翻阅24卷《季羡林文集》，可以知道，季先生的研究领域除了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佛教文化以外，还包括中印文化关系、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等等。诚然，正如葛教授所说，并非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能归入“国学”，但很显然，季羡林先生的很多研究领域，是可以列入国学“范畴”的。
“国学”研究是否可以用现代方法？进行“国学”研究，固然有必要掌握传统学术方法，却未必只能运用传统学术手段。葛教授认为，季羡林先生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运用的是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可是，西方人可以用现代方法研究“汉学”、“中国学”，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用现代方法研究“国学”呢？
葛教授认为，季先生只是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发表了不少意见”而已。实际上，季先生关于中华文明、东方文化的一系列学术论点，都在海内外学界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难道还称不上重大学术贡献，配不上一个“大师”的称号？
要研究中国古代佛教文化，就必然绕不过梵文研究。当年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开的课程主要是佛经翻译文学。季先生的研究，对于研究我国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陈寅恪先生首创的敦煌学，涉及外国语言文化之处也很多，不知葛教授敢不敢说敦煌学是“外国学”，敦煌学研究者是“外国学”专家？ （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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